1994年，也正是卡多佐大刀阔斧进行私有化改革的一年。
上任伊始，卡多佐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巴西经济。1960年代，由军人统治的巴西政府开始的工业现代化，带给巴西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飞跃，1968—1973年，巴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被誉为“经济奇迹”。然而，军政府走的是“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建设之路，资金的严重短缺导致巴西经济很大程度上以负债形式依附于外国资本。借助外债实现的工业化，在1980年代，因为墨西哥债务危机的席卷而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让巴西整个国家接近破产的严重债务危机。整个1980年代被称为巴西“失去的十年”。
“低经济增长率、低投资率、高通货膨胀率、外资流入下降、各种稳定计划失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室主任吴洪英这样归纳巴西1980年代的经济基本特征。
卡多佐和围绕在其周围的经济学界精英们认为：稳定经济的关键在于通过大力削减通胀，创造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巴西投资；而与此同时，只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才能为国内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健全基础。基于这样理论，卡多佐将1990年代初即开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推向高潮，甚至是深入到了能源和通信这两个“不可触动”的部门。
成立于1942年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矿石生产和出口公司，铁矿石产量占到了巴西全国总产量的80%。该公司自1997年启动私有化，以国家钢铁公司（CSN）为首的Valepa.S.A财团、巴西最大的工业集团圣保罗沃特兰蒂姆工业集团、以及美国银行等机构成为淡水河谷的主要股东。2002年，私有化正式完成，此时的淡水河谷已在纽交所、圣保罗和马德里三地上市。
作为1940年代由瓦加斯总统亲手从美国“投机者”手中收归国有并成为巴西国有企业象征的淡水河谷，民族主义者显然无法理解，卡多佐为何要再一次将它推向外国资本的囊中。不仅Valepa.S.A财团是一个主要由日本、英国以及美国投资者掌控的国际集团，国家钢铁公司的收购款项也是从美国银行那里取得，当然，美国银行也以4亿雷亚尔获得了淡水河谷5%的股权。
“从封闭到开放，这是一个困难的历程。”卡多佐向《商务周刊》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说道，“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竞争，自然意味着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比以往更大。”在接受某些议员就淡水河谷私有化的质疑时，卡多佐这样解释道，“如果我们能够忍受短暂的痛苦，今后所获得的长期的利益将是巨大的。”
对于私有化的争议，在对国家电信公司的私有化——这一拉美历史上最大的私有化案例进程中达到了顶峰。
1990年代的巴西电信公司已经证明了自己在满足人们需求方面的无能，在一个网络和全球业务普及的时代，巴西当时的人均电话拥有量仅为8.4/百人，不仅远远不及美国66/百人的普及率，也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将这一落后归结于巴西的贫穷显然是不合适的：在巴西发展最快的圣保罗区，安装一部电话需要等候两年时间。巴西电信之臃肿低效显而易见。
当卡多佐政府决定利用私有化的机会为巴西电信引入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设备更新和人员配置中，卡多佐回忆道：“我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向公众解释，这一选择是最有利于巴西电信，也是最有利于大多数巴西人民的。”然而，那些担心失业的员工、工会领导、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的其他国有公司雇员，以及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学者的批评甚至是法律诉讼都纷至沓来。
1998年7月，卡多佐政府宣布出售国家持有的电信公司股份时，法院收到了来自社会各个角落多达100多起反对私有化的诉讼。卡多佐甚至被怀疑借用私有化的资金来充实自己的口袋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7月29日，当拍卖巴西电信的锤音在里约股票交易所刚刚落下，几百米开外的街道上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对抗，上千人打着“拒绝外国资本”的旗帜参与其中，数十人受伤。
最终，西班牙电信拥有了巴西第二大固定电话公司TIM，并与葡萄牙电信共同参股巴西最大的移动运营商Vivo公司，墨西哥的America Movil公司则控制了巴西第三大移动运营商Claro公司以及巴西主要长途运营商Embratel公司。
“全球因跨国公司而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能够很好地掌控这些跨国公司而为自己所用的国家，会相应的繁荣起来，”卡多佐在自传中这样谈到跨国公司的作用。巴西的私有化成果毋庸置疑：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巴西电信公司的私有化，分别帮助国家转移了公共债务，并带来了189亿美元的收益；1999年，淡水河谷即实现了约13亿美元的赢利，是未私有化之前利润额的4倍；巴西电信也在1998年当年进行重组，分三个地区分别进行私有化经营。如今，每100个巴西公民所拥有的电话数目从1997年的10.6增加到了2006年的20.7。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成为了巴西私有化成功的范例。
然而，由外国资本流入而支撑的私有化显得有些“失控”。如同淡水河谷和巴西电信一样，巴西大量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被外企合并或兼并。据统计，截至1997年，在橡胶、汽车、机械、采矿和家庭用具五个巴西最重要的工业领域中，跨国公司占到了纯利润总额的70%，而在电子与通讯领域，这一比例为79%，交通业也高达7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外国投资以促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更新，卡多佐政府通过立宪的形式为外资进入消除了各种障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自1994年间开始大量涌入巴西，1996年，外资净流入额达到342亿美元，而1994年仅为143亿美元。
大笔外资以FDI的形式流入，其中变化无常的证券投资资金占到了相当大一部分，它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用来增加巴西的外汇储备，以巩固稳定货币的成就。但当外资被用来稳定货币和控制物价，卡多佐政府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历届巴西政府难以走出的外部依赖“宿命”——不同的只是依赖的形式和效率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