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海淀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也明确提出：“公共委将作为构建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尽快理顺内部管理以及外部衔接工作机制，像推进经营性国有资本有序进退一样，加强对政府公共事业资源的整合。”
海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牛爱忠则强调了公共委与国资委的区别：“国资委的目的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公共委是为了更好地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薛澜年初曾参加过海淀区为这次改革而专门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他指出，与国企改革相比，事业单位改革更为艰巨。
“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讨论了很久，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因为事业单位这个‘大筐’里面东西太多太复杂了。”薛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先分类，把事业单位这个“大口袋”里的东西理清楚，明确哪些东西本来就是政府职能，需要回归政府；哪些可以进行市场化改革，完全交给市场；哪些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供的基本权益和保障，必须由政府“埋单”，但提供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如采取政府采购形式等；还有一部分是有良好外部性的社会服务等，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和政策支持和鼓励，如给予补贴、税收减免、鼓励社会和民间资本参与，政府为其创造更好的进入和退出环境。
汪玉凯赞成改革中要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他把事业单位分成四种，即：行政性事业单位，公益性和半公益性事业单位，中介性事业单位，经营性事业单位。汪玉凯注意到，海淀区这次改革保留了行政性事业单位原来的职能部门，而对公益性和半公益性事业单位进行了剥离，初步明确了对经营性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改制。
“公共委的建立无疑具有尝试性，当然这并不是改革的最终模式，而可能是改革过程中的中间模式，下一步怎么走，要看试点的结果和过程。”薛澜说。
一位划归公共委管理的医院内部人士在采访中也表达了他的看法：“这次改革是把权力从卫生局转移到了公共委，只是换了个‘婆婆’，而在制度上并不能证明这个‘婆婆’一定比原来的‘婆婆’管得好。”
对此担忧，赵建忠强调，公共委将来会把改善法人治理结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并把很多权力下放到事业单位。“下一步怎么管，我们也在探索之中。”赵建忠说。
事业单位改革指向
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此次改革少有得走到了全国的前头。
汪玉凯注意到，1985年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出现了政府改革孤军深入、事业单位改革停滞不前的尴尬局面。
“这与我国事业单位涉及的面太大有关。”汪玉凯说。根据统计，目前中国各类事业单位多达130多万个，有2900多万工作人员和近3000亿元国有资产。更有数据认为，中国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资举办的各类事业单位，各项事业经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以上。
相对于事业单位所拥有的资源，它对社会的贡献却很不成比例。不仅3000亿元国资和每年30%的财政支出沉淀在事业单位，只提供5%—10%的GDP贡献，更重要的是，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的机构臃肿和效率低下，难以发挥其公共服务作用。大量事业单位代行部分政府职能，也造成政府职能范围的混乱，政府机构膨胀，财政负担加重以及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导致市场分割和资源浪费。
“政府改革中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推到了事业单位这边，行政编制不够就搞事业编制。”汪玉凯说，“最后搞成了数字游戏。”
在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事业单位成了改革中最后一个“顽固堡垒”。20多年来，虽然也有很多部门的专家学者对中国事业单位改革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思路，但来自高层的明确思路一直没有出现。
其间，政府从事业单位退出和市场化改革曾呼声很高，在实践中，以江苏省宿迁市激进式的医疗改革最具代表性。2000年开始，宿迁将医疗机构全部推向市场，实行私有化。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份《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指出，此前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做法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的后果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该份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报告认为，卫生医疗体制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而一份酝酿多年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也在行将面世之际突然推迟（见《商务周刊》2005年8月5日第15期《〈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意外死亡》）。
薛澜认为，改革出现问题原因并不在市场化本身，而是“应该市场化的我们却市场化不足，应该由政府承担的政府又没有提供有效的保障，事业单位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埋单’和具体提供服务的方式分开，市场化只是提供服务的一种有效方式”。
“所谓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医疗服务一般来说是竞争和排他的。”他个人认为，医疗服务不是公共产品，而很明确是个人服务产品，“所以从提供方式来说，医疗服务可以基本市场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医疗服务的成本必须由老百姓自己全部承担。由于医疗服务的外部性等特点，各国政府一般都以不同形式承担一部分医疗服务成本，而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老百姓承担的医疗成本是比较高的。此外，政府对贫困人群和其他特殊社会群体要提供基本保障。但是给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应该按市场化操作，而费用最后通过保险等机制由政府承担。”
在2004年召开的“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事业单位改革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范恒山建议，在从总体上收缩中国事业单位规模、调整结构的基础上，把能够撤销的事业单位，在做好相关善后工作的基础上坚决撤销；对于目前已承担政府职能且不宜撤销的，应转变为政府部门。而公益性事务较少、可以改制为企业的，或者目前已从事大量市场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应明确转变为企业；不宜再由政府出资兴办、且有市场前途的事业单位，可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让渡给其他投资者。
“确实，今后我们也会在诸如海淀文化节一些重大的文化项目运作中，采取切块的方式，向社会公开招标。”惠远霖说，“这样，原来一直坐享体制内资源优势的区文化馆就与社会上的文化公司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目前，中央高层和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海淀区这次改革，但在改革过程中，海淀区的改革到底能为北京市乃至全国事业单位改革提供什么样的蓝本，薛澜说，“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中国的政府再造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
政府从众多的公共服务领域退出目的是为了寻求更有效的方式来提供这些服务，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在改革中“甩包袱”
公共委毕竟还是政府的特设机构，是政府的一部分。关键要看今后公共委能否进一步把权力下放给各事业单位，使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更自由的发展空间
□记者 王强
月27日，在本刊记者采访北京市海淀区公共委主任赵建忠的当天，一个由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组织举办的“中德地方治道变革与新公共管理”国际研讨会正在召开。
在研讨会上，德国不来梅哈文市前市长Manfired Richter介绍了自己在不来梅市当市长时进行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他认为，西方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于他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变革起到了深刻意义。“新公共管理运动重要的一点是在传统的行政架构中引进市场机制，其核心是权力的分散化，通过将权力和责任降低到最低一级政府部门来降低行政成本。” Manfired Richter说。
实际上，这种从197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掀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中国也开始了探索。中国的很多地方政府正在试图通过这种被称为“政府再造”的工程，力图扭转20多年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不断下降的尴尬，其中最普遍的即是公共事业单位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但时至今天，如何再造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降低公共服务成本的同时又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依然是个巨大的现实难题。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
《商务周刊》：您一定也注意到了海淀区成立公共服务委员会，把服务类事业单位的人财物逐步纳入其统一管理的改革？
薛澜：这种改革具有示范意义。在年初参加海淀区专门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我已经注意到这套改革方案。据我了解，海淀区政府通过设置政府特设部门公共委来改革公共服务的提供，这在国内是第一次。国外这种特设机构很多，比如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采取公司体制对田纳西流域区内提供公共服务和综合管理，但中国目前类似的尝试很少。
《商务周刊》：其实，建国初期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中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并不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共资源的合理公平分配，但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度的增长，为什么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却出现了不少问题？
薛澜：改革开放前，当时在经济条件和GDP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政府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应该说做得非常好。虽然当时也有计划经济的弊病，但却保证了很大程度上的公平性。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开始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公共服务质量要求也提高的情况下，不少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的效率比较低，质量比较差；第二是随着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上升，政府没有足够公共财力来保证这些事业单位的日常运转，现在问题越来越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