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与一些政府部门越来越多的并肩作战。政府的工作得到了民间的配合,中国NGO未来是否还能保持独立性？
一年多来，中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NGO）和相应的国家政府机构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叫停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大型建设项目，一时舆论惊呼“环保风暴”刮起。
当晚，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主任廖晓义即连夜撰文《建立和谐社会的明智之举》，为环保总局此举击节叫好。1月21日起，各环保组织的网站和《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20多家主流媒体陆续刊登了一封由56个民间环保组织联名的声援信，对此次环保总局的查处行动“深为赞同”，并表示愿意成为政府“更紧密的合作伙伴”。
与此呼应，国家环保总局在一改弱势地位，“铁腕”执法的同时，对民间环保组织也表现出了脉脉温情。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司司长牟广丰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环保总局非常感谢民间组织的道义支持。此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更多次热情地把民间环保组织称为“同盟军”。
NGO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深度与广度日益加大的另一个标志是，由国家环保总局主管的中华环保联合会4月22日将在北京正式成立，在它长达200多人的理事名单中，除了113位部局级领导，还有梁从诫、廖晓义、汪永晨等30多位民间环保组织负责人的名字，梁从诫更是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一起并列为副主席。
以独立身份呼吁政府、监督政府的民间组织与政府不断的牵手，这一连串事件引起人们对NGO组织未来走向的关注。
“同盟军”缘起 “怒江保卫战”
2003年8月26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主持召开《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会议通过了在中国仅存的两条原生生态河之一——怒江中下游修建两库十三级水坝的方案。按方案，该工程比三峡工程规模还大，年发电量预计为1029.6亿千瓦时，是三峡电站的1.215倍。
这原本只是一次例行会议，却正是这次会议上一个微弱的不和谐音符，奏响了整个“怒江保卫战”的序曲。以该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估，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法》为由，出席会议的环保总局官员坚决拒绝在报告上签字。而此时，距《环评法》当年9月1日正式生效还有5天时间。
会议间隙，这位官员拨通了他的朋友、环保NGO组织“绿家园志愿者”负责人汪永晨的电话。汪永晨后来回忆说：“我的朋友说，他在发改委开会，孤军奋战，‘环保总局一定要挺住’！”
这位官员的据理力争，感染了汪永晨和其他民间环保人士。“地球村”村长廖晓义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连用“率真”、“激情”、“勇气”、“最可爱的人”等词语表达对这位总局官员的钦佩。持续关注和研究怒江事件的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王名教授也向记者表示，后来保卫怒江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核心人物并不是汪永晨，而是这位官员”。
此次会议后，“绿家园志愿者”、“云南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多个环保NGO相继投入到“怒江保卫战”中。这些NGO组织大量通过媒体和网络，开展讲座、论坛等形式，积极向公众宣传怒江大坝的情况，取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还在2003年“两会”期间，成功地将反对提案提交给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将意见传达至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这个时候，过去常常各自为战的各环保NGO的联合也空前加强。2003年11月，“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在北京召开，200多位活跃在全国的环保NGO代表参加，会议议题最后在“绿家园”等组织的扭转下，也转向了讨论如何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怒江。
联盟军的队伍还扩大到了海外。2003年11月底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上，参会的“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为宣传保护怒江，在众多场合奔走游说，最终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与此同时，官方的国家环保总局也马不停蹄，召开一系列怒江流域生态调研和专家论证会。2003年9月3日、10月20－21日，国家环保总局分别在北京和昆明召开两次专家座谈会，以云南本地专家为主的支持派和以北京专家为主的反对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在NGO组织发起的带来巨大社会反响的活动支持下，建设派和反对派的天平不再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2004年2月，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温家宝总理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项目暂缓实施，怒江的命运终于在政府环保部门和民间环保组织的联手扭转下拐了一个弯。
NGO开始影响政府决策
“‘怒江保卫战’是中国环保NGO发展的重要拐点。NGO组织的意见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王名教授对《商务周刊》说，此前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活动多局限在环境教育等边缘领域，“放鸟、种树、捡垃圾”老三样，而反对怒江建坝属于公共行动，在世界上也属于NGO活动的前沿领域。
王名认为，“怒江保卫战”初战告捷，最大的启示就是NGO组织在政府内部找到了基于理念共识的合作伙伴。“要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内部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王名说，“虽然政府内部也有支持水坝和支持环保的不同声音，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那是‘人民内部矛盾’。”
“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则认为，从始至终，“他们也没想过不与政府部门合作”。据她介绍，“地球村”自1990年代成立至今，从一开始的垃圾分类、植树，到后来的绿色社区、空调节能，和最近的绿色列车项目，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而合作的对象则广泛的包括环保、林业、民政、奥组委，甚至铁路、旅游等部门。合作让廖晓义越来越认识到，项目的推进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或认可。
去年夏天，“地球村”等6家民间环保组织发起了26度空调运动。“太难了。”廖晓义说，“我们十几个人一家一家上门去谈，联系了上百家宾馆饭店，最后只有十几家支持我们。”
但到了冬天，节能空调的运动被北京奥组委采纳，廖晓义兴奋地看到，项目进展势如破竹。2004年11月15日，奥组委召开80多家星级酒店经理参加的见面会。今年1月，这些酒店的室内空调陆续调低一度，节能宣传卡也被送进房间。有很多客人看了节能卡，还在原有基础上又主动调低一度。
相对于NGO的主动态度，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教授邓国胜认为，政府的环保部门以前是比较忽视NGO作用的。
廖晓义承认，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NGO的力量还太弱小。“合作是种能力，不只是愿望。”廖说。
中国的草根环保组织诞生在1990年代中后期，现在比较有影响的“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家园”分别成立于1994、1995和1996年。诞生之初，NGO组织就遭遇了注册难、资金少等困难，发展一直缓慢。
但2000年后，随着政府体制改革和NGO自身的努力，民间组织成长迅速。2001年11月，在京召开的中美民间环境组织合作论坛发布消息：中国环境NGO已超过2000个，参与者数百万人。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员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0万。
民间环保组织通过广泛联络媒体以及NGO之间的相互合作，力量不断壮大，社会影响力也日益增强。NGO涉足领域也从传统的老三样向政策倡导转变，北京昆玉河改造、动物园搬迁，紫萍铺、杨柳湖、锡洛渡水坝建设等项目，都能看到他们奔走呼吁的身影。四家环保NGO组织的负责人梁从诫、廖晓义等，还被北京奥组委聘为环保顾问。
环保总局扩权
对NGO从忽视到联合，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政府环保部门自身希望发出大声音的需要。
长期以来，环保部门在政府内部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重大项目，环保部门根本无力发出反对的声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掀起环评风暴的当天，也曾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很多人把环保当成摆设。比如环评本来是很多项目审批程序的前置手续，可一些政府与项目负责人却把它放在最后。放在最后，就是把它当成审批时盖的‘橡皮图章’，甚至发展到连最后一个手续都不理了。”
环保总局显然不愿充当“花瓶”、“摆设”的角色。《环评法》颁布以来，据知情人透露，国家发改委的环境司和环保总局在环评的审批权界定上并不十分明确。环评风暴以前，发改委在项目审批的话语权远远超过环保总局，现在，环保总局的行动显然是想依法从发改委那儿分权。
潘岳对分权的说法也并不讳言。他曾对记者说：“对于这次叫停30家违规项目，有人说是环保扩权，环保为了部门利益。那么，环保该不该扩权？它扩权好不好？”
无论是为了分权还是为了环保事业，当环保总局准备发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力不从心。面对强大的经济部门，环保总局的规模和力量堪称“渺小”。即使从人力上，据总局环评司司长牟广丰介绍，国家环保总局只有200多人，而美国联邦环保局有3万多雇员。
“前两天开会讨论要不要搞环评听证，到最后也没讨论出结果。”牟广丰无奈地说，“理论上不搞不行，但我们人力有限，一年搞几次听证，其他很多工作都顾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