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编辑部开选题会，同事甲报了一个题目，说海尔公司将一款为美国市场设计并由其美国工厂生产的冰箱返销中国。大家大多引为笑谈，觉得其成本如此高昂，一定卖不出来，或至少也该由海尔的中国工厂生产。但这位同事却认为这冰箱就应该卖得更贵，因为“经过严格职业训练的美国工人生产出来的冰箱，就是比中学没毕业的打工妹在流水线上拧出来的冰箱更好”，以及“一个心情舒畅的工人生产的产品，就是比一个心情郁闷的工人生产出的产品更好”。
这种观点当然难以获得认同，因为当今世界在很多方面已经确实是“平”的了，生产标准化和零部件的模块化和全球采购，导致各家终端产品制造商的制造能力趋平，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已经差异不大。至于工人的心情，同事乙说，“线板都已经设计好了，你不论什么心情，都得插那槽子里。当是插花呢？心情不好可以乱插”。
听着大家的争论，我试着从素爱研习制度经济学的同事甲的思路理解，他那看似荒诞不经的观点其实来源于一个严肃的理论基础：“越高水准的教育培训系统和越健康的政治社会体制，其经济价值也越高”，所以才会是“好的制度提供好的社会环境，培养出好的人才，好的人才在好的社会环境下能够生产出好的产品，创造出更大的商业价值和更多的财富”。
但是，由这么合理的逻辑所推理出的结论又如此不合常理，我想，除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倒置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忽略了经济活动本身不仅有生产，还有消费。如果不能说服消费者包含在商品中的制度价值高就等于商品的交换价值也高，按同事丙的说法，“同样的商品，如果消费者不愿意为‘更高水准的教育培训系统和更健康的政治社会体制’额外多掏钱买单，那么一切都是白搭”。
难道消费者真的成为价格的奴隶了吗？似乎又不尽然。如果说我们已经经历过“性价比为王”和“更新换代为王”这两个消费阶段，那么中国似乎正在进入一种以品牌炫耀、身份区隔、文化认同为特征的“感受为王”消费阶段。在信息社会，人们对一个事物的价值认定（包括消费选择）不再是由其使用价值所决定的，而是由它作为一种符号所代表的认知价值来定价的，20年前，马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意味着“使用价值”的工具，但现在它更像是一个意味着“拥有价值”的符号了，愿意花高价买TOTO马桶而不去选择唐陶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太悬。”同事丁说，“100年前老摩根只用苏格兰的手工家具，一度引导奢华潮流，形成了巨大的身份隔离，而现在只不过是用到不同产品上了。其实，很多东西没有变，只是被花哨的糖果玻璃纸晃花了眼。”
讨论到这里已经难以进行下去了。如果把问题归结到这个世界到底变还是没变，那是几千年都争辩不清的是非天问，每个人经历的不同，看重的不同，喜好的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不仅观点可能不同，更可能连对话的基点都不同——即使是朝夕相处为同一个目标打拼的同事。
这让我想起了我上学时曾经朝夕相处的几位藏族同学。我们那个学校很小，一个年级也就100多人，但还是专门有一个西部班，为西部省份新闻单位做在职培训，和我们一起上课的有几位从西藏来的记者，为人和善义气，心地很好，完全可以用人品贵重来形容。有一次一伙人踢完球去吃火锅，酒酣之时不知怎么就谈到了西藏问题。让我们吃惊的是，几位西藏同学无一例外地希望西藏独立。我问，你们可以和我们汉人这么亲近地做兄弟朋友，国家对你们也无私帮助了那么多，你们来到北京眼界也足够开阔了，为什么还要想着独立？能做兄弟，为什么不能做同胞？其中一位沉默良久，说：“我们的民族性差异太大了。”
看到电视新闻上焚烧国旗、攻击百姓的拉萨藏族暴徒，我想起了那几位久未谋面的藏族兄弟。他们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我多么想贴近他们的心，告诉他们：我们汉人是真的想和你们友爱的在一起。我想问他们：你们那些打砸抢烧的同族为什么那么恨我们汉人？那几百个在圣寺每天念恩慈悲的喇嘛为什么能够披着袈裟像踩蚂蚁一样追杀无辜行人？
但我怀疑，这样的推心置腹面对的仍然可能是沉默，和彼此无法沟通的慨叹——我们的民族性不同，价值观不同，心中所珍视的东西不同。在这些不同面前，是非似乎变得微不足道了。我和我的那几位藏族同学可以一起学习打球，一起谴责暴行，但我们内心却总有一块地方无法彼此到达。
心与心之间，是世上最近的距离，也是世上最远的距离，远到可以把人变成蚂蚁。我的同事们可以因为一个美国造海尔冰箱选题的无法认同而无奈摇头，然后继续一起奋斗，但我和我的藏族兄弟却经不起更多的鲜血，因为暴力会带来仇恨。但愿这次“格鲁派的劫难”到此为止，那个圣洁的雪域高原能够让我们心平气和地相互接近。毕竟我们都向往圣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