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制度孕育冷漠、效率催生盲目、理性取代人性的异化是大屠杀的根源，在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人性的异化其实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女儿的咿呀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2007年12月13日上午10点半，千里之外的南京，应该已经停止了一切，用无法言说的肃穆凝听那刺耳的防空警报了吧。

    7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人攻占南京，在长达6周的时间里，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遇难者超过30万人。这只是出现在教科书和新闻纸上的一句话，它永远不能再现那一段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即使是试图让人通过视听身入其景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黑太阳1937》以及最近美国人拍摄的记录片《南京》，也不能。我们这些生活在正常年代的人，无法真正体会那个人间地狱现场的一切，疯狂、杀戮、绝望，冲天的兽性与仇恨。

    这个世界，在将满周岁的女儿眼前，崭新的每一天都如此美好。将来她会知道许多年前发生过的大屠杀。但她不会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会同时失去作为人的底线，为什么全世界的文明人会坐视最反文明的罪恶如此残忍地发生。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无法清晰地答出。因为我们无法回到悲剧和罪恶的现场，无法真正明了让悲剧和罪恶发生的复杂因果。事实上，70年来，除了中国人愤怒的控诉与仇恨，日本人的诡辩与抹杀，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遗忘——这种遗忘与其说是冷漠，不如说是回避，对自己想不明白或者害怕的事情自然而然的心理搁置与躲藏。

    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但如果有些东西你其实根本无法回避，搁置与躲藏是最愚蠢的选择——它迟早会以最猛烈的方式反噬你的自作聪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绵延百年的恐怖、屠杀，让德国神学家终于说出了让文明社会战栗的一句话：“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祈祷已不复存在。”这些神学家知道，如果不能正视奥斯维辛，那么“上帝的选民”将无法再接受“上帝爱你们”的信仰。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产物，包括大屠杀、死亡集中营、狞笑着的平民刽子手和束手待毙的人们。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必须正视，大屠杀的制造者和帮凶，并不是外交语言中的“一小撮丧心病狂的法西斯”，而是数以亿万计的日本人、德国人——他们或者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工人、医生、工程师，或者同样身为父母妻儿。正是这些慈祥的父亲、憨厚的丈夫、孝顺的儿孙，善良的媳妇，这些社会里遵纪守法、温良恭俭的良好公民，集体制造了最灭绝人性的屠杀。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回忆，在日本人和德国人烧杀抢掠的同时，他们同样在遵守着最严格的纪律：行政部门像制订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一样编写着充满数目字的种族灭绝与经济掠夺计划，工程师发挥专业知识，研发设计航空母舰、轰炸机乃至焚化炉，妇女们在缝纫机前加班加点，军士们则像流水线上的国家雇工一样操作着杀人机器，按照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原则，用机枪扫射、活埋、生化毒气等方法，对中国人、犹太人等进行快速的“最终解决”。亚洲最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和欧洲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德国，同时在精确、纪律、高效和冷酷这些工业化精神的引导下，完成着以人为原材料、以死亡为产品的流水线制造。尽管德国纳粹党和日本法西斯为整个机器配置了一种“理想主义”、“终极使命”、“效忠天皇”的精神润滑剂，但那只是润滑剂。操作机器的人，并非狂热的纳粹分子和精神上有杀戮倾向的愚忠者。

    在一篇名为《通往奥斯维辛之路》的文章中，两位欧洲学者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种种弊病以一种危机形态的并发，它的根源在于制度孕育冷漠、效率催生盲目、理性取代人性的异化。

    事实上，这些弊病在19世纪的“黑暗时代”和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已经充分体现，但正是由于全民的心理搁置与躲藏，才转移为一场更高烈度的冲突和毁灭。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制造大屠杀的日本人和德国人在毁灭别人和自己之前都是正常人，那么这样的大屠杀会不会再现？

    对于所有人，这都是一个异常沉重的话题。对《商务周刊》的读者来说，在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有关大屠杀的话题又是如此遥远。然而，人性的异化其实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将人类文明重要成果的现代性精神演绎得十分完全——国家、企业、组织，为了追求最大效率，纷纷制定出种种制度与规则。它们充分满足了人们的理性逻辑，能够精确地计算出如何获得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路径，但制度与规则强化的同时，作为被管理者的道德和人本却常遭忽略。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不愿意触碰那些血红，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和自己下属的生存环境——就像我们给予孩子的期望一样，生存是为了享受作为人的幸福快乐，而不是沦为冷漠和盲目的机器。或许我们会因此失去一些因为习惯而喜欢的东西，但至少不会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