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包括传统、专制、物质贫困、剥夺等各种不合理的解放政治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对社会和谐是必不可少的。大年三十早上，从出刊加班的办公楼里走出来，看到的是普通的一天。似乎除了马路上的汽车少了些许，除了接下来有个一周的长假期，我们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最重要节日，并没有让这座城市的生活改变多少。在大年三十的阳光照进眼眶的那一刻，竟油然有种伥然若失。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记得这一天，至少商家都在将其变成疯狂推销商品的“黄金日”，拥挤的商场是为数不多让人记起春节的地方之一。但如果春节这个带有传承亲情和某些宗教色彩的节日变成“购物日”、“送礼日”，浓重商业化的节日还有多大意义呢？

    去年年底，国内各博客网站上一度有个关于是否要过圣诞节的讨论，事实上，圣诞节在西方的日子也不好过，也并不是只有中国人为传统节日的存亡而担心。在欧洲，一个“保护传统圣诞文化”的组织正敦促欧洲人签名，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要求商场在圣诞节促销时要突出“圣诞节的来历”等宗教传统内容，期望青年人和儿童在购物的时候受些教育。

    我们为什么都面临丢失传统的危险？对于中国人的悲哀，一位学者曾经精辟地概括到：“从五四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到持续不断的‘移风易俗’而终至‘文化大革命’时的横扫‘四旧’，拆墙扒庙、焚书毁经，我们的民族曾经那么急切而执著地试图斩断与‘传统’之间的所有联系，消灭与‘传统’相关的一切符号载体。出于对屈辱历史不堪回首的记忆和对脱胎换骨地新生之后的无限遐想，上述的一切都做得那么决然、凛然，不留任何余地。而不管是发起者还是参加者，大概都没有来得及想一下，当这一切完成之后，获得‘新生’的民族，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内地，被打倒或边缘化的。这是有2000年漫长封建史的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过于简单的结果。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中国，又与欧洲面临同样的难题，在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在作为强势文化的美国价值观的全球冲击下，我们被狭义的个人主义领入了新的沼泽。正如最近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的顾问杰里米·里夫金出版的一本《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的新梦想》中所言，个人当然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因为那是生活、发展、自由和尊严的前提，但是自主不等于利己主义，它还意味着互惠和相互依存。我们必须在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中协调自主和相互倚赖，才能保护社会和谐。

    在鼓励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并带来非凡的经济绩效之中，传统的力量遭到瓦解。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传统符号对社会和谐是必不可少的。之所以出现“儒学热”、“唐装热”，之所以恢复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的呼吁日高，是因为我们突然发现，有些能够带来温暖和认同感的东西失去后是那么可惜。虽然有些传统，比如春节走亲戚拜年、立春入祠祭祀、元宵灯火社戏，还有清明上坟、端午龙舟、中元盂盆、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腊八煮粥等等，更像是一种形式感的符号，但如果没有了这些形式与符号，我们是谁？

    文化的流传很大程度上是个耳濡目染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环境和仪式，所以《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节文脉一断，后辈失去了接触传统的机会，陌生、疏离乃至虚无感只会越来越强烈。

    同样，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一些传统的东西是用来禁锢人乃至杀人的，比如君君臣臣，甚至一些早期的家庭生活也有着众所周知的黑暗面，比如家庭暴力，但如果传统社群模式瓦解后连家庭和家族的纽带都失去了，我们这个本来信任感就从未走出家族的社会，将更加原子化，社会排斥更为严重。

    如何生活和如何生活的更幸福？这不是怎么过春节和春节允许放炮就能够解决的。我们的问题在于，打开国门让我们社会的价值观看似越来越多元，但无论左右，思维方法依旧是有着浓重“文化大革命”色彩的非此即彼的单向度，动不动就是革命。在一定历史阶段，这种“解放政治”有着毋庸置疑的合理性，比如摆脱包括传统、专制、物质贫困、剥夺等各种不合理的东西，它为民众提供了行为的自主性。但现在它已然不合时宜。就像我们的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必须发生变化一样，我们的社会生活首要任务也变成了重续已中断百年的千年文脉，唤醒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倡导克己复礼，重回商周，而是为了在这个被物理和心理鸿沟割裂的时代，寻找被冲击了的共识与信任，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和谐，使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通过共同记忆和共同经历，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