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警惕“非理性可能”
作者：高昱 浏览次数： 更新日期：2006-4-27 14:35:26 字号设置：[ 大 中 小]
虽然绝大部分人都认同，中美一旦发生贸易战，双方都将受损，但这种“非理性可能”未必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在有选举制度的西方社会，公共政策也往往是对个别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而不利于规模更大的一般利益。
4月1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波特曼共同主持了第1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全会。同日，一次横跨美国13个州的“世纪大采购”基本结束，由100多家中国企业、200多位代表组成的庞大中国经贸团，总共撒下了162.1亿美元的银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采购。波音、摩托罗拉、微软、GE等美国企业及南方农民吃下了其中最大的几张订单。吴仪副总理说，中国政府和企业界是为了平衡中美贸易做这些努力的。古铁雷斯、波特曼以及美国农业部长约翰斯笑哈哈，接话茬：“感谢中国政府代表团为平衡中美贸易所做的努力。”
这样的相见言欢，是用来打发摄像机和录音笔的。自由贸易本身也是国际游戏规则扑克牌中经常拿出来“逼叫”的一张。一直敦促中国接受自由贸易的美国，而今因为担心中国产品冲击美国市场而屡屡举起贸易保护的大棒，前后不一、言行不一的美国人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真正让人感到有些费解的是，美国无论是针对中国商品设立壁垒还是以国会议员提出法案等方式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实受损的不仅仅中国，美国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也都大受其害。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去年中美两国贸易额达2116.3亿美元。且不说来自中国的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在如何满足美国消费者，仅目前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即达到5万多家，每年直接在中国国内销售产品750多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海外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地。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从中国市场进口的每一美元为美国经济增加了三到四美元的零售额，中美贸易在美国本土创造了400-800万个工作岗位。反过来看，对中美贸易问题批评最多的是与在野的民主党关系密切的美国劳联-产联，该联合会一位领导人称，中国对美国工人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因为“正是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使41万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增加400-800万就业岗位和减少41万人就业，美国人到底得益更多还是受损更大，其实一目了然。无怪乎去年美国的一个调查表明，73%的民众、82%的商界领袖和67%的国会工作人员认为，美中贸易对美国利大于弊。
即使是美国制造企业，也不是没有会算账的人。3月下旬美国制造商协会在芝加哥举办的“全国制造商周”活动中，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董事长吉姆·欧文斯指出，如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的提案得到通过，届时美国将进口比现在少得多的中国低价产品，其中很多是美国低收入者赖以生存的产品；中国反过来进口少得多的美国产品，放慢或停止投资美国的债券，美国的利率将会提高，两国经济都将会螺旋式下降。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被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称为新时代的“金融恐怖平衡”。正如当年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因此为避免恐怖的“同归于尽”，结果谁也不首先打破平衡发动战争一样，他认为，贸易战将对中美两国经济都带来毁灭性打击。
既然中美一旦发生贸易战，双方都将受损，那么是否这种“非理性可能”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现实中不可能发生呢？未必。
一个令理性文明社会感到沮丧的是，即使在有选举制度的西方社会，公共政策也往往是对个别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利，而不利于规模更大的一般利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乔治·丁·斯蒂格勒1971年提出的“私人利益理论”，中心思想就是“管制（经济法措施与经济政策）是应产业集团要求而生，首先是为产业集团利益制定和执行的”。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出，政府对某利益集团利益的“关照”要取决于该利益集团所表现的政治的组织能力。成员较少的小集团比成员众多的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因为小集团组织的交易成本更低，搭便车的问题也容易克服，而且由于分摊人数少，每个成员从有利的法律与政策中获取的经济利益也更多；相反，相对分散的大利益集团因为相互“等靠要”而难以有效组织，不能激励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纠正这种有利于少数人的法律与政策。佩尔茨曼进一步发展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以产业集团与消费者的关系为例指出，价格低可以取悦消费者，而价格提高则对产业集团有利，因此政治家会选择可以使政治支持达到最大化的政策措施，即不仅产业集团会从中获益，而且某些个别消费者集团也可以从中获利，比如对政府官员的福利补贴，军事人员的邮政免费，铁路或电力公司职工及其家属坐火车不买票或用电不要钱，给予部分消费者以特权来拉拢其选票，弥补为产业集团的利益提高价格而流失的消费者选票。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发现，很好地证明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美国和欧洲少得可怜的一些小纺织厂或连生产线都没有的电视机厂，竟然能让美国、欧盟屡次对中国纺织品、彩电抡起特保设限的大棒，消费者受到的损害远远超过这一小部分人的得益。
在3月29日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总结了去年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中美国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在他看来，由于美国一开始的强硬举动，导致其后占据主动，他说：“如果有需要，我们将继续侵略性地使用我们的工具。”
如果有需要，在有着“得票多者胜”选举制度的美国，照样可能枉顾美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变本加厉地将中美贸易拖向深渊。对这样在民主体制和自由贸易光环下可能发生的“管制俘获”悲剧，国人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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