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分行行长频频引咎辞职，其间也颇有一些委屈。但在上市的关键时刻，面对仍不断爆出丑闻的建行现状，郭树清只能“乱世用重典”
上市愈近，风声愈急。
2005年5月，在亲自执掌建行董事长一职不到两个月后，郭树清便在整个建行系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由此引发了建行湖南分行行长孙建成、山西分行行长梁富成等3个省级分行行长“引咎辞职”。几乎与此同时，中行亦有20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课”。
按照建行和中行年底上市的部署，两家国有银行已经到“打扫房间，迎接客人”的地步了。然而，就是在这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作为两面“旗帜”的建行股改和中行股改，前者由于前任董事长张恩照腐败出局而半路折戟，后者由于中行哈尔滨支行惊天大案而极大挫伤了社会对国有银行的信心。
这让国有银行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银行治理措施的有效性。原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入主建行后，则按照自己的理解，大刀阔斧亲自操刀改革，挥起了问责令旗。
问责“漩涡”
6月2日，当记者来到风暴漩涡中心的湖南分行时，这里的风浪刚刚平静下来。这一天，是新任行长龚蜀雄来到位于长沙市芙蓉路建行银港大厦上班的第一天。
此前一个星期，5月26日，建行总行行长常振明率总行人事部门负责人一行悄悄飞抵长沙，在其下榻的湖南省委招待所宣布：免去孙建成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职务，并宣布接替者为原建行贵州省分行行长龚蜀雄。
新华社湖南分社的记者易红告诉《商务周刊》，她其实5月26日上午就获悉并确认了这一消息，但因种种原因，她写的稿件并没有在当天发出，而是由总社跟建行总行交涉后，在第二天发布了通稿。易红还告诉记者，“其实山西建行行长在湖南建行行长之前就被辞退了，只是没人披露而已。”
新华社后来的通稿称：“建行山西省分行行长梁富成和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根据所辖基层行近两年案件多发等情况，于近日提出辞去所担任一级分行行长职务的请求。为在全行树立责任意识，严肃制度，总行依照有关规定，经综合考虑，决定批准他们的请辞申请。”这样的说辞和随后建行在自己网站上的“公开说明”极为一致。
不过，无论是新华社的通稿还是建行总行自己的“公开说明”，都没有对两个行长辞职的原因给出具体的标准和充分的数据，比如他们应予负责的案件是哪些？有多少是任前发生任期发现的？而截至《商务周刊》发稿为止，建行总行还没有对记者相关问题作出答复。
然而，事情的真相还是一点点地浮现出来。目前建行湖南分行被公之于众的案件就有3个:长沙分行下属支行发生了一起工作人员携款潜逃事件，该支行有关负责人已被双规，而犯罪嫌疑人仍在逃，涉案金额大约在1400多万元；怀化市分行靖州支行的营业部柜员郑荣胜涉嫌贪污案，挪用3个单位客户资金近50万元；衡阳市分行石鼓支行肖姓客户经理，擅自支用客户个人消费额度贷款5笔共计32.5万元。
《商务周刊》记者随后通过在长沙的多方了解，并最后得到建行湖南分行行长办公室主任李振球确认的基本事实是：湖南建行2004年发现的案件确实比较多，有10起左右，涉案金额在3000万元左右（具体数字需要相关部门确定）。“这一案件数在整个建行系统38个一级分行中是最多的，而按照总行的最新规定，属于引咎辞职的范围。”李说。
李振球所说的总行规定，就是郭树清就任董事长后，于5月23日颁布的《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这一规定首开了国有银行领导人问责的先河，该规定称，包括总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在内的各级领导人员，如果严重失职，导致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问题，将要求其本人引咎辞职。
按照这一规定，建行领导人员具有以下四种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一是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二是涉案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的；三是案件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四是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的。比照湖南建行的情况，属于第一种情形。
李振球向记者进一步解释了引咎辞职的程序——只要具备其中一种情形，就要主动提出辞职；如果不主动提出的，上级部门就有可能提出要求；上级部门提出要求还不辞职的，最后就是解聘。
辞职以后再根据个人情况做工作安排，能够对自己和责任有深刻的认识和改进的，今后仍有可能在重要岗位上担任职务。他告诉记者，前任行长孙建成系主动辞职，而据他了解，孙目前在总行任职，而不是其他媒体所说的要到国外学习。
比孙建成更早些被问责的是山西省分行行长梁富成。他的情况按照建行的问责新规属于第二种情形——涉案金额巨大。由于山西震惊全国的“7·28”金融大案牵涉建行，因而对梁富成的问责也在所难逃。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２月以来银监会对银行业专项“扫雷”行动中，建行被银监会要求对案件高发地区和领域进行专项治理整顿，其中湖南、山西、吉林等５省分行被列为“五大整治分行”。而据建行有关负责人透露，2004年建行75％的大案要案都发生在5个分行，占全行案件总数的41％，占所有涉案金额的91％。如此集中的案发比例，让这几家分行成为了问责风暴的焦点。
行长越来越难当？
问责之下，不少银行同业中人不禁感慨：现在行长越来越不好当了。
一位曾经做过银行个人部总经理、现在就任支行行长的银行人士向《商务周刊》坦承：“当行长的最大特点就是指标多，包括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利润、存贷、中间业务收入、服务、安全等等，太多了！”而这其中有的指标是很容易产生矛盾的，比如又要利润和规模，又要短时间内解决不良资产；有的指标是明明达不到却偏偏一级一级往下压的。“这就容易导致银行作弊，只是在账上调整，实际风险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潜在风险没有消除。”
在这位行长看来，国有银行多少年积累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要逐步消化，但“政府现在太急了，限制在2006年之前”。但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高层对国有银行股改的决心。
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中国的银行时刻站在风口上，今天你按规定追求利润这么做了，也不违规，但是它没明确，最后政策说你错就错了。许多案件都是这样。”这位行长说。
按照这样逻辑，反观建行湖南分行的情况，记者发现，辞职的孙建成在任期间，建行是湖南当地银行业中属于业绩和效益最好的银行，而据说此前他曾任厦门建行行长、深圳建行行长时也颇有建树。
李振球告诉《商务周刊》：“湖南建行除了案件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在湖南金融同业当中都属领先，其存款总量去年底在同业中率先突破1000亿，到2005年4月底，总量已经达到1100亿。可以说增量也是领先的，利润也是最高的，资产状况也是最好的。”
湖南建行提供的资料显示：2004年，该分行实现经营利润17.5亿元，总资产回报率达到1.79％，成本收入比为38.93％。年末，全口净存款余额1019亿元，比年初新增134亿元，增长15.15％。
不过，“虽然业绩好，但也不能因此而免去对案件负责而引咎辞职”，李振球同意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国有银行的形象、品牌、信誉有国家做后盾，这和股份制银行不可比拟，因此，国有银行应该把风险的防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建行湖南分行的宣传经理谭建衡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认为：“行长难当的原因是因为银行过去是计划体制，现在是现代企业制度，过去行长不对安全负责，坏账60％以上都没人管，而现在你超过5％就要问责。”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浮现的矛盾是，建行湖南分行在2004年中，10个案件共损失3000多万元，但这一年该分行却实现经营利润17.5亿元。那么，作为一个商业银行，到底是以追求利润和业绩为主，允许一定风险的存在呢？还是忽而追求业绩，忽而只顾防范风险，没有一个清晰而稳定的目标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对此颇有看法，他告诉《商务周刊》，严格意义上讲，目前国有银行在这个方面还没有破题。比如对银行不良资产，经常摇摆，他透露，“1997年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之后，很多银行就不断地把不良率往上报，因为可以从中央拿到更多的补贴、核销，现在又开始考核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说新增贷款必须100％优良。”
在巴曙松看来，国有银行搞问责下一步要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框架下进行，必须建立一个市场化的问责及风险控制机制。“整个银行最终还要看业绩。”他说，国有银行出现案件关键是要看这个案件是不是在我们银行所能承受的损失范围之内，有没有提起相应的准备金，对业绩有没有影响，而不能说出现了案件就撤职。
互为因果的悖论
另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建行湖南分行的10起案件中，“有的是前任行长留下的”。与此同时，有人反映，在目前国有银行的管理模式下，“一个省那么多的层级，有近万名建行员工，如果谁隐瞒了什么，领导很难及时了解真相”。
那么，究竟是因为层级制度的原因，内控不完善，领导人任前任后缺乏审计，才导致领导人遭问责？还是因为一直以来缺乏问责而导致好的制度和内控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