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试图抓住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描绘的服务外包转移浪潮这一历史机遇。

    去年，国家商务部、科技部等正式启动“千百十工程”，以一个国家品牌“ChinaSourcing”为代表，“中国服务”开始了从“全球工厂”到“全球办公室”的征途。

    所谓“千百十工程”，指的是“十一五”期间，将在全国建设10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至中国，培育1000家获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目前中国政府部门已经认定了11个“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西安、成都、大连、南京、武汉、济南、杭州）、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基地”（苏州工业园区）和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区”（无锡太湖保护区）。

    进入2007年，全国各地纷纷打出了服务外包“门户”、“窗口”、“人才基地”等雷同招牌，国家品牌“ChinaSourcing”的翅膀下又孵出了一堆“××Sourcing”子品牌；走马灯式的大小会议上，官员们对“ITO”（信息技术外包）、“BPO”（业务流程外包）朗朗上口；二线城市纷纷发力，其吸引争夺服务外包企业的优惠政策力度可谓志在必得。

    “服务外包”忽如一夜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

    然而，企业在这场政府主导的服务外包热潮中，却并没有感到多少温暖。“我一个月内参加了3个服务外包论坛，还是那些人，讲的也是同样的话，只是地方不一样。”一位服务外包企业老总对记者抱怨，“实际上用处不大，服务外包毕竟是一桩生意（business）。” 

    事实上，政府的思路也很明确，在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实现从“制造中心”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中心”升级的语境之下，服务外包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的确有着难以抗拒的想象空间。服务外包属于绿色环保的高增值和高增长“双高”产业，印度Infosys公司毛利润率高达42％，净利润率26％；服务外包又是沿着人力资源配置展开的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它的“资源”、“设备”、“原材料”都是人，这正是社会就业压力巨大的中国所需；印度企业已经为中国提供了范例，服务外包企业的最高境界正是中国企业梦寐的“标准制定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外包产业的前途不亚于自主创新。

    然而现实不容乐观。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成为制造大国的能力，但要与服务外包大国印度争夺“世界办公室”，目前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印度四大外包巨头的年营收都达到了30亿—50亿美元，而中国目前最大的服务外包企业年营收才不过1亿美元，前者的年增速还丝毫没有放慢的迹象。Infosys、TCS等印度外包巨人已经发展到超过10万名员工，而中国企业才仅仅数千人规模，相当于印度大企业10年前的状态。在最大的美国市场，印度占有90%以上的份额，中国则不到1%。

    由于地域和文化的接近，3年前，东软、华信、中讯软件等对日服务外包企业已成气候，但日本国内发包商开始把目光转向越南等新兴市场，今年5月以来，中国企业普遍遇到业务增长放缓的瓶颈。而对欧美业务的服务外包在中国起步是2003年以后的事情，“都还是刚出壳的小鸡雏”，博彦科技高级副总裁、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理事长曲玲年说。

    中国服务外包业近两年的成长，很大程度是风险投资支持下的一种从无到有的跨越，是在印度垄断巨伞遗忘的一些角落的成功。获得一些偶然的机会并不必然导致一种商业模式。华道数据总裁杨鹏说：“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水深水浅。”

    2007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预计达到1.2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未来几年还将继续保持30％—40％的增长。未来5年，美国白领工作岗位的离岸外包将达30％，到2010年，发达国家25％的传统IT业务将流向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如何才能抓住历史性机遇，对于中国将是一门大考。

    北京力图要打造中国的NASCCOM（非赢利市场机构，印度外包业的成功推动者）；上海服务外包发展中心主任徐龙章认为灵活是我们的优势，中国外包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建立平台，统一到海外接单；中软国际张崇滨主张以国内市场为筹码，“内外互动，培训先行”；杨鹏则提议不要唯印度马首是瞻，积极培育国内市场，“先吃饱，再出去”。

    这个产业的真正主角——企业们正在“小马过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