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台湾问题，包括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台关系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不得不发展有限的海权。“美国对台湾的问题的立场和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势，势必增加中国发展海权的成本。”刘中民说。
历史的反思
“今天，中国周边海上形势的复杂和划界难题，与我们在上世纪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程中的政策倾向有直接的关系。”周忠海教授说。
周忠海，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任，他的另一个职务是中国海洋法学会副会长，曾参加过被称之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讨论起草工作。他告诉《商务周刊》，《公约》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大国霸权的产物，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在参加联合国海洋会议上起草和缔结的第一个大的国际公约。
1945年，美国在得克萨斯沿海发现了石油，该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公告，即《杜鲁门公告》，又称《大陆架公告》，主张美国对邻接其海岸公海下大陆架地底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公告发布后，曾引起了一场蓝色“圈地运动”。许多沿海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纷纷提出对大陆架的主张，导致了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和1958年《大陆架公约》的产生。
但智利和阿根廷等南美国家没有大陆架，沿海不到100米就是3000米深的深海，所以，为保护其沿海的自然资源，维护自身的安全，1947年，智利、秘鲁率先宣布它们的领海宽度为200海里。此后，200海里领海权成了整个拉美国家斗争的焦点。这个斗争还广泛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1973年，第10届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宣布沿海国家有权在其领海以外划定专属经济区，范围可达200海里。同年9月，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支持沿海国家的要求。到1970年代前半期，在110多个沿海国家中，已有80多个国家同意上述主张。
但在起草《联合国海洋公约法》时，围绕200海里海权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周忠海认为，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当时在政策上很“左”。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谈判前，中央给了三个方针，第一是反霸，第二是支持第三世界，第三才是维护国家利益。1970年中国还发表了一个支持发展中国家200海里海洋权斗争的公告。
“我们甚至连自己在海上的利益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去参加会议。”杨金森说，所以我们基本是站在77国集团的角度，他们说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法学研究所所长薛桂芳介绍说，当时新华社的文章都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国家政策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没有认识到对国家海洋权益造成的影响”。
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会议召开。《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公约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在领海外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以及对大陆架资源的权利。
“海洋法的原则是以陆统海，只要有一个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岛屿，就可以拥有12海里的领海和围绕其划200海里的专属区。” 薛桂芳说，随后，沿海国家纷纷宣布自己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实际上，自1973年到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会议期间的9年里，沿海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家门口的“无主”岛，以便最大限度地将专属区推向深海。东南亚国家在1970年代后都陆续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和国家声明，来确定它们的海洋权益。南海诸岛被他们实际控制正是在此期间。
“与这些渴望借机攫取最大国家利益的邻国相比，我们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薛桂芳指出，直到公约正式生效两年后的1996年，我国才对大陆架领海的部分基线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发表了声明，并着手南海的海权确定工作。“从倡议到签约再到正式生效，我们在专属经济区方面落后了20年。”
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有不足400海里邻国间的重叠海域划界问题。中日东海间距离不足360海里，如何划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主张按照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界，而日本主张按照中间线的原则划界。
1973年，在联合国召开的会议上，中日双方就划界问题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也没有结果。周忠海告诉《商务周刊》，当时大会主席是新加坡的总检察长许通美，他在关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条款上只写了一句话：当事方通过友好协商按照国际法（国际海洋公约第38条所指国际法）的原则求得公平解决。
“由于很长时间不清楚和没有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造成了今天我们与很多国家的划界难题。”刘中民说，而在此之前，当时东海划界遵循的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那时候形势对中国很有利，中国渔船可以贴着日本海域去捕捞。
在今天看来，虽然美国一直反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签字，但得到最大好处的却是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突然发现，世界上原来只有美国是世界上少数面临两个大洋的国家，而且不需要跟任何人平分什么专属经济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旦公布，美国才是最大得益者，因此美国立即宣布自己东西各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战略缺失与大国崛起
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已经成为了各界共同诉求，但中国真正开始系统地进行海洋战略研究和专属经济区的勘查工作，是从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中国海洋大学刘中民教授在采访中说，由于起步晚，中国现在在南沙群岛和黄海部分海域甚至还没有确定基线。
令周忠海痛苦的是，目前在国内，研究《海洋法》的专家很少。薛桂芳慨叹，自己回国后逐渐脱离了海洋法研究最前沿的圈子，在国内连能一起讨论的人都难找。韩立民也批评道，中国对海洋法公约研究从1990年中期才开始有人做，从学科设置上还一直只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
在中国海洋大学，刘中民和薛桂芳的专业都没有本科和硕士博士点，韩立民的海洋经济比二者幸运，有博士点，但也是以农林经济的名义申请的。“没有学生，学科怎么发展？再过几年我们的黄金年龄就结束了。”薛桂芳说。
刘中民的研究方向是海洋政治，这个学科目前是国际海洋界最盛行的学科。比如澳大利亚，虽然涉海纠纷并不多，但研究海洋政治的专家学者却非常多，最著名的是澳大利亚的卧龙岗大学，有一个海洋政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的很多海军将军退役后都来到这里，与涉海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直接为海军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而现在我们中国是政府找不到专家，专家也找不到政府。”韩立民说，“政府应该有意识的培养这方面的智库。”
在1990年代，联合国就号召沿海国家改变部门分散管理方式，建立多部门合作、社会各界参与的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杨金森告诉《商务周刊》，目前世界上海洋和海岸综合管理体制已形成多种模式，其中世界海洋和平大会推荐过四种模式：
荷兰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建立部长间委员会，总理任主席，负责协调工作和制定统一政策；
美国俄勒冈州模式，由分管副州长牵头建立一个海洋管理工作组，负责制定综合管理规划，由各界代表组成一个海洋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咨询工作；
美国夏威夷模式，建立一个海洋委员会，内阁级机构，为州长和立法机构提供咨询，负责制定海洋管理规划；
巴西模式，建立一个海洋资源部门间委员会，由海军部长领导，吸收11个沿海州参加，负责制定海岸带国家管理规划。
“为了实现海岸带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杨金森说。周忠海也建议，过于分散的管理权需要得到集中。
目前，中国虽然开始了《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但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发展海洋强国的过程中最缺少的是明晰的总体战略和海洋新思维。
在杨金森看来，中国连最基本的基础理论工作都没有做好。“建设海洋强国已经写进国务院文件里，不能说中央没有重视和考虑，但是怎么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一个远期的战略目标，要有总体战略部署，但现在还缺乏这样一个模化工作。”最近，来自于国家海洋局的杨金森正在忙于中国海洋战略研究的模化工作。他认为，这个工程海洋局做不了，因为要涉及科技、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只有中央政策研究部门可以牵头做。
“模化的工作很复杂，有很多基础的东西要做。”杨金森估计，顺利的话，模化工作至少也需要四五年时间。他透露，他们已经与中央政策研究部门进行了前期的接触。
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设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们并不清楚已经开始的《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与中国的现状相比，早已经走在中国前面的海洋强国美国已经走上了更快的车道。
美国现行的海洋政策制定于1969年。在2000年的全美海洋工作会议上，根据美国国会当年通过的《2000海洋法令》，成立了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重新审议和制定美国新的海洋战略。
美国总统布什亲自指定16位专家组成的海洋政策委员会，自2001年9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对美国海洋政策和法规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细致的调研，先后召开了9次地区性的会议，召集了有445位国内一流的海洋科学家、研究人员、环境组织、产业企业、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等参加的16次听证会，征集了大量的书面证词，沿美国海岸线和五大湖周围地区进行了18次实地考察，以掌握关于美国利用和管理海洋方面最紧迫的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形成了美国海洋政策初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