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规中矩的中式短发，身着深蓝色唐装，眼前的陈宇廷俨然一位文人墨客。他的身份是麦肯锡中国公司资深顾问和NPP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长。NPP是由麦肯锡发起，德勤华永、奥美、君和律师事务所、诺华、摩托罗拉等公司共同组成的以创投方式做公益项目的基金会，陈宇廷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够为中国越来越多的公益项目提供策略、财务、管理、网站平台、营销推广和法律等方面专业服务，并协助公益组织募款融资。以一种持续经营的方式做公益事业是我的梦想。请注意，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持续经营，持续经营的意义在于，我们看到，传统意义的公益常常与救助联系在一起，而一次性救助的力量是有限的，可能由于资源枯竭使得公益项目不能持续到底。第二个关键词是公益。公益的梦想源于我家族的信仰。

    我的祖父是陈诚将军。祖父在中国大陆出名是源于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而他在中国台湾受尊重，则跟他倡导清廉以及服务于大众的观念有关。

    祖父是国父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在抗战中不忘将孙中山提倡的民众平等的主张牢记于心。1940年代他担任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司令官时，带领军队连续作战胜利，不断获得嘉奖，他把获得的奖金分配给军队基层。不仅如此，他作为第一代黄埔学校的教官，还将自己的奖金拿出来建医院、学校和伤残军人康复中心。

    1950年代初，祖父回台湾后，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他在台湾负责推行“375”减租运动。这个实施5个月的计划，很快使台湾全岛农产品产量提升25%。

    后来，祖父又在台湾推广地区自治，鼓励民众参与选举。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像当今，很少有人主动参加选举，祖父会上门说服民众参选。而祖父选择参加选举的人是有标准的，那就是这个人必须是家中孝子。今天看来，这也是后来台湾当地政府治理的基础。

    我的父亲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又到纽约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被王永庆先生请回做台湾职业大学校长，再后来做到“教育部”副部长、国科会会长、“科技部长”等职，之后他是台湾第一个文人式的“国防部长”和“监察院长”。

    1996年，李登辉的政治运势在台湾处于鼎盛，但是父亲深知，如果李登辉当权，肯定会把台湾带向台独的道路，于是参加竞选，不过最后还是没选上。父亲此后研修佛法，并投入到公益活动中，倾尽家中所有，总额可能有3000万元以上。

    其实，家中的思想是从祖父到父亲再到我一脉相传的，他们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军，都是本着仁者和民众平等的思想，这也是我后来将自己所有精力投入到人性回归的公益事业中的原因。

    我在接受父亲的熏陶时，渐渐发现了轮回、人性不是纯粹的信仰或者哲学里的名词。抛开宗教因素，人性修炼是真正存在的一种科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们都在研究启迪人性智慧的科学方法。

    有人做事心里糊里糊涂的，常被私心和欲望所困扰; 有人在盼望每天挣到钱，公司赢得利润该多好。但这一切并不重要，人生命中找到自己所长，又能帮助别人创造价值，才是快乐。

    我记得，1994年左右，我在麦肯锡做咨询顾问，当时忙于项目，心灵有时难免嘈杂，偶然也带着迷茫的思绪。所以我决定闭门修炼藏法。这一闭门就是三年时间。前两年是真正在寺院中修炼人性，后一年是在西藏、青海、印度、尼泊尔等地的游历中思考人生。

    事实上，禅修与西藏佛法的区别是，禅修强调人性修炼一步进入很高的境界，西藏佛法更强调的是人性修炼的过程，而我宁愿选择从基础开始一步步修炼，净化身心。

    1996年，我结束了“闭关”的生活，自己当时怀着很轻盈的心态，计划重新进行事业提升。当年，我被麦肯锡派到印度，为一家跨国医药巨头进入亚太市场策略做咨询服务。咨询方案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高价进行产品销售获得高额利润收益；一种是通过在当地投资建厂进行廉价销售。

    为了该项目，我必须到当地医院和血液中心考察。对于医疗条件相当落后的印度来说，没进医院就闻到血腥味是常有的事。并且在医院门口，有时会出现开着跑车、穿着像仙女一样的人过去治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流着血、被苍蝇包围着的穷人排队在医院门口等待着1/10的免费救治机会。

    此时此景，再加上刚刚进行过闭门修炼，我毫不犹豫地为该项目选择了后一种方案。时隔多年后，我已经不记得那家公司是否采取了我们提出的咨询方案。但这件事给我的灵感是，不仅要自己进行人性修炼，而且要用自己所长和已经掌握的资源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救助。我希望自己今后做的工作能既不离咨询的本业，又必须与为社会做贡献有关系。

    2003年后，我回到大陆工作，当时在广东中山的一个项目中，我就想把学校、工厂、温馨家庭三个要素联系在一起进行项目运作。后来我又向麦肯锡大中华区讲到了参与公益项目的想法，即用麦肯锡的智慧和资源从事公益项目，而不仅是捐款。在麦肯锡的传统文化理念中，一是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方案；二是帮助麦肯锡的员工实现更多的价值。显然我的想法是符合麦肯锡发展理念的，在交流中，我也发现绝大多数麦肯锡同事都怀着公益之心。然而当时麦肯锡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办公室加起来也没有多少人，我的想法仅靠麦肯锡在中国并不具备更多的独立运作能力。

    2005年，我们又花去半年时间走访了300家机构，争询他们对于公益项目的看法和需求。在研究中发现，公益项目不仅需要资金，更重要的是与资金运作相关的一切资源，例如咨询、风险分析、会计、法律等领域的专业帮助。

    2006年，我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沟通，他们的主管合伙人颜漏有对此非常认同；然后是与诺华中国公司接触，当时正逢诺华新任中国区总裁李正福在中国公司推广诚信的企业文化，不到一个小时的沟通，我们就一拍即合；接下来是奥美整合营销部门负责人宋志明，再后来，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创始人也参与到NPP基金会的运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