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素食坊香草园店，是北京东直门内的一家素食餐厅，每逢周、六日，食坊里的四书班、蒙学班和少年莎士比亚班便迎来众多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琅琅诵读声，在现代化大都市里一片车水马龙的喧闹之中，很有些荡涤心灵的味道。

    百合素食坊是冯哲创立的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和北京四海经典文化传播中心的联动机构。前者以推广海内外儿童诵读古今中外文化经典为己任，旨在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后者主旨为推广海内外成人诵读古今中外文化经典，帮助成人终生学习、全面发展。从十几年前冯哲开始推广读经活动到现在，参与过读经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千万人次，遍布中国的几十个城市。

    36岁的冯哲，曾经是位成功的出版商，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社交能力。同时他心中又充满着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所孕育出的中华文化的热爱。他用一种近乎狂热的态度推动着读经活动这件非常理想主义的事业。至今，他的公司赢利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清苦，但他的梦想却很大。“我要挖掘中华文化，要培养中国的大才。” 冯哲提倡的是一种充满古风的怡然的生活态度，而又与现代找到融合的节拍。他努力把现代化融入到中国的历史之中。在他的心目中，有一片美丽的“桃花源”，十多年来，他一直奔向那里。

    1994年，我涉足出版行业。开始我做的是一些学术性书籍的出版。那时候很挣钱，连康德文集我都发行了3万册。后来我们又推出了黑格尔等西方圣哲系列，都很赚钱。之后我们又做过IT、数字化方面的图书，都是好选题，有很高的发行量。我们当时一本书发行几万本，快的时候一天卖一两万本都很正常。在戴安娜王妃去世时，我们通过互联网6天就编制出了一本纪念性的书籍，15天内卖出了20万册，被业内称为闪电速度。我们是最早利用互联网的出版商之一。后来我连成龙、周润发、麦当娜的传记都写，朋友叫我超级枪手。我当时在我们的圈子很年轻，做了一些小有名气的出版物，出版图书从没有失过手，哪怕是学术书也必定畅销，而且也积累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人际关系，看起来非常一帆风顺，也很有前景。

    但这并没有让我感觉很开心，觉得自我的方向都没有找到。 中国老百姓有一个句话叫“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一个人的智力、才情、聪明智慧用在不同的领域，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觉得自己聪明，现在看来是自作聪明，看似一天到晚精神百倍，其实是精神抖擞地走向失败了，都是为了所谓的名利的东西。 

    1998年，我遇到武汉大学数学系的余一彦副教授，长相像大学生的她谈起儿童诵读经典诗文的重要意义，我听了颇有感触。1999年，我到香港去寻找出版机会，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对自己前几年做的事情，我当时还不自知，对南先生开始吹嘘出版即教育，出版即文化，以为自己搞出版是开启民智，传播文化。南先生听了大笑，痛骂了我，说我是以盲导盲，尤其是大量编辑出版教辅类图书，无疑更是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南先生说我这叫文化投机，是一种投机心态。这是个当头棒喝。我觉得，年轻人得做对国家、民族、对大众有益的事情。 

    后来，我又读到了1995年全国政协的016号提案，在这份题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中，9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赵朴初、谢冰心、曹禺、夏衍、启功、叶至善、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以焦虑和急迫的心情，提出了中华传统文化正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 “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老人们认为: “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文化罪人。”

    老人们以风烛之年，未敢忘继承民族的文化，他们殷切地希望学校和社会能重视传统经典的诵读和教育，“在有生之年重听弦歌，到古典学校中走一走，看看后继之人”。看到这些文字，我被深深打动了。

    于是，我当即决定不做出版了。我当时手里有已经印刷好的教辅材料，销售都已经找到渠道了，但我不想把这些应试教育的书投向社会，就叫来买废纸的到仓库，整整装了好几辆5吨卡车，全当废纸卖了。在国内各个城市还有很多渠道欠我书款，既然我打算不做了，这件事就到此终止，大概有几百万元欠款我也没有再去找他们要。做完这一切之后，我算是彻底地离开了出版行业。

    当时国内的读经活动还是民间萌芽，一些星星之火都是个体力量在推广，我希望能由我开始有计划、有设计、有组织地来做。我将自己之前的文化公司改为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教育中心，诚邀南怀瑾先生任名誉董事长，恭请张岱年等学者为顾问。讲经典的读本请专家重新校订然后出版，开始正式向社会推广。

    中国经历了一个文化断层，所以读经活动被称之为再造一个中国。在推广时，我才真正了解到中国有那么完备的系统文化。我为此而惊叹。当时我感到有非常强烈的、我认为是不可阻挡的愿望去促成这件事。

    但一开始大家不知道读经是什么。我第一个找到海淀区的妇联主席，请她帮忙组织海淀区的各个幼儿园园长到天津去参观天津的小朋友读经，我租来一辆大巴车，带着很多园长浩浩荡荡出发了。在天津，北京的幼儿园园长第一次看到3—6岁的小朋友背诵《论语》、《大学》，他们很惊讶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不可想象三四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背这么深奥的东西。从天津回北京的路上，读经就成了他们的热门话题，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但大家开始对此有了了解。当时去了几十家幼儿园，后来真正愿意做的也就三四家。后来我开始在北京图书馆开展全民读经月活动，我当时是私人公司，不能被人信任，就与国图合作，以国图的名义开办系列讲座。我请学校的教导主任来听讲座，了解读经。国图环境最好的部门叫善本部，那个会议室很漂亮，古色古香的，照明采用的都是暖光灯，我就游说他们拿出来给我用。我用过国图很多好地方，有贵宾厅、音乐厅等，都没有支付费用，主要还是双方有共识，一起合作来推动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对国图而言也是扩大社会的影响。我一直对国图很感激，经过这些系列讲座，知道读经的人更多了。在最初的三年，我们没有收入，所有的几百万投入都是我前期做出版时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