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选老师的成功与他的伟大人格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他没有以杰出发明与卓越贡献为自己赢得巨大的财富，而是留给了社会、留给了国家
● 为了保证方正持续创新的源泉不会枯竭，方正可以用一套有利于创新的内部机制，保证我们的研发，保证我们持续创新的步伐
● 方正之所以在出版行业拥有原始创新的辉煌成就，源于早期政府在“748”工程上的大力支持，方正可以做原始创新，在中国企业中不过是为数不多的特例。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机会还是在集成创新上，对于原始创新，除非有跨代的技术可能出现时，才是介入的好机会
2006年2月13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王选因病去世。魏新表示，作为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者、方正集团的创始人之一，王选将是“方正永远的精神领袖”。今后，方正将用有利于创新的内部机制，保证企业的持续创新步伐。
《商务周刊》：“没有王选老师发明的激光照排技术，就没有方正”，在您的纪念文章《王选不走》中，将王选老师称为方正永远的精神领袖，王选精神将长存方正。您认为方正应该如何继承王选精神？
魏新：首先，王选老师是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但他又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中国印刷行业技术革命的开创者与领导者，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先驱者及引领者。他也是方正集团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方正持续创新的伟大源泉与不竭动力。他身上敏锐的市场意识和经济头脑、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再结合非凡的智慧和禀赋，成就了事业上一次次的辉煌。像他这样在很多方面都展现卓越才能的人是少见的。他不仅以自己的科学发明造福了社会，更以自己的精神与智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变迁。
王选老师成为方正的精神领袖，和他的伟大人格有着很大的关系。王选老师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不追求名誉高位，淡泊名利，追求真理。可以说王老师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伟人。可能有人不相信，现在会有这样的人吗？真的有，只有跟他共过事的人才知道。王选老师是一个无私的人，他没有以杰出发明与卓越贡献为自己赢得巨大的财富，而是留给了社会、留给了国家。
他对名利看得太淡了，王选患病后，他说人总有一死，得病后要像攻克技术难关一样和病魔作斗争，配合治疗，争取恢复到能轻度工作的状态，能为国家再做些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治愈希望，那就别治了，就把药用到能救活的人身上。他也说要将遗体捐献给国家，身后不要有什么仪式。
可能今后的技术人员或工程师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很难。因为现在的技术人员，有了技术成果，要么自己去当老板，要么用这个技术去换一笔钱。不可能与王选老师做同样的选择，时代不同了。
但王选的精神长存在每个方正人的心中。为了保证方正持续创新的源泉不会枯竭，方正可以用一套有利于创新的内部机制，保证我们的研发，保证我们持续创新的步伐。
《商务周刊》：的确，对于一个创新型企业，在制度上、流程上、企业文化上形成允许创新出现的机制非常重要，方正现在的创新机制是怎样的？
魏新：可以说，方正能够形成持续创新的内部环境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使命与信念。方正是北大人创办的，北大人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大就是国内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的先驱，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做大事报效国家是北大文化，没有这种使命感不可能干大事做难事；更重要的是将一种使命感转化为一种信念，坚信自主创新与持续创新这条路能走通能走成，坚信持续科技创新才能更好回报国家和民族。
第二，冒险与价值。创新即需要有冒险精神，也要有一整套防范风险的机制。创新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投资，不可能保证做每一个东西都成功，创新肯定会有挫折甚至失败，因此冒险而能控制风险至关重要，赔光了输光了就没了创新的基础。同时，企业在创新中要能获取创新所带来的价值，如果企业不能不断地得到创新的回报和利益，不可能持续创新，企业不可能仅凭信念支撑到底，一个人可能凭信念屡败屡战，但企业是一个组织，一个赢利组织，各方压力都不允许。只有在创新中不断获益，才能不断去冒险，最终形成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才能从创新成功中形成“路径依赖”。
第三，战略与文化。以创新为战略导向是确保持续创新的关键因素，企业不确立创新战略，不可能目光远大，不可能整合资源去创新；同时创新的文化也在营造一种氛围，更易于全体员工对创新达成共识，形成整体一致的创新行动。方正是靠技术起家的，本身有这种文化氛围，企业一旦形成创新文化会直接作用于决策层，谁不创新谁就坐不稳位子。
方正集团有各种技术委员会对相关项目进行评估。对于研发人员所选择的技术，技术委员会首先要判断技术的先进性以及市场需求，再论证技术可行性和实现生产后成本是否有竞争力。重大战略性项目要经过技术委员会的审批后，再由集团总办会提出意见,然后上报给集团董事会。
为了进一步提倡创新精神，同时也为了协调重大创新项目，去年方正成立了创新领导小组，集团的主要领导包括我在内都是成员。这个小组是方正创新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今后每年技术委员会都向创新领导小组提交相应的报告，让集团的主要领导了解企业的外部环境，相关行业的技术走向以及方正的现状。领导小组也会就大的方向性问题进行讨论。
去年领导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确定了网络出版为激光照排技术之后的新技术发展方向。
《商务周刊》：不同国家的企业的研发体系并不相同。许多国外大型企业也有创新领导小组和技术委员会，但美国和日本企业的技术委员会有许多不同之处。美国技术委员会比日本更加开放，而日本则比较封闭，这主要是两个国家不同的技术市场环境造成的，方正研发体系如何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
魏新：我国的科研体制与前苏联相似，长期以来，国家科研经费的天平都是偏向于大学和科研院所，对企业的支持不多。因此中国科研能力更多地沉淀在这些机构中。美国的大学技术研发能力极为强大。这一点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但日本、韩国的技术能力大多积累在大企业中。
因此我国企业做研发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像美国公司那样采取更加开放的研发方式。方正也是这样做的，对于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方正的技术委员会都会有外部专家参与。比如网络出版技术的研发领导成员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专家来自国内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用户也会直接参与进来。
当然，方正的创新体系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发展，中国企业早期的研发是在封闭状态下的自主创新，激光照排技术实际上就是在那个体制下完成的，方正只是完成了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工作。此后是方正从小到大的成长阶段，和大多数中国企业一样，成长期在研发管理上比较混沌。现在拥有的比较完备的研发创新体系是在近三四年才成型的，我们现在强调在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
《商务周刊》：2005年底，方正提出发动中国传媒业的又一次技术革命，即网络出版技术革命。作为方正的董事长，创新领导小组的成员，在把握方正的研发方向时，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魏新：目前我们的重点是网络出版，这也是我们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对于创新项目的选择，每个公司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对于方正来说，那些非常成熟的，被跨国公司垄断的技术我们肯定不会做。非常明显，现在不会有国内企业进入操作系统或是PC芯片的研发，去和微软、英特尔竞争。
我们的关注点是那些本身有一定优势的行业。比如我们进入网络出版行业，因为我们在出版业和软件上本来就有优势，目前方正在网络出版方面拥有在国际上处于领跑地位的Apabi DRM数字版权保护技术，这项技术曾获得信息产业部“重大技术发明奖”。基于此项技术成功开发的Apabi电子书（eBook）系统已被国内1300家图书馆、450所大学采用，另外还有包括美国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英国爱丁堡大学等50多家海外图书馆。目前，方正集团已经与国内400家出版社合作，拥有21多万种电子书。
我们下一步的研发重点是拓展已有技术的经营范围。比如，目前网络出版适用于报纸杂志等纸媒体，我们可以拓展到音像等流媒体；也在做一些跨领域应用，比如公文传输。
方正之所以在出版行业拥有原始创新的辉煌成就，源于早期政府在“748”工程上的大力支持，方正可以做原始创新，在中国企业中不过是为数不多的特例。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机会还是在集成创新上，对于原始创新，除非有跨代的技术可能出现时，才是介入的好机会。当然，如果真有一个大的行业，出现了这样的机会，可以与国际上的大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肯定也不会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