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化还是市场化，国有化还是私有化，叫什么“化”都可以，但有一条：无论什么样的变革，都要尽可能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来增大供给，为此必须降低服务准入的门槛，并矫正被严重扭曲的医疗服务的相对价格
●一方面，医院和医生拥有医学专业知识和判断方面的专有权；另一方面，由于合法行医的准入门槛过高，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又授予医疗服务的供方垄断权。这两种权利的叠加，决定了当下我国医院和医生在整个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方面“权高位重”，但政府的价格管制又不承认这种垄断优势，结果，实际上拥有垄断地位的医院和医生很容易用变通的方式“矫正”相对价格出错，所谓“药价虚高”、过度医疗、医疗服务差等，不过是准入障碍和相对价格严重歪曲下的派生物
●出租车价格政府可以定得大体对，因此没人为了打车给司机送红包。但医院系统是几千种要素的定价，政府搞对的可能性很小。一旦相对价格定错了，会受惩罚的：收红包、送回扣、舍弃老药和传统服务
●我对按行政规划新办社区医院的做法，心里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当年的公立医院办成现在这个尴尬样子，问题没找到根上，现在变个名字又办一大批，怎么保证不变味？将来搞不好再改制吗？
●不要对一揽子的医改方案抱过高的期望。医改的涉及面非常宽，写在纸面上的方案是不是真行得通，要做了才知道。医改要注意吸收地方改革的经验，并给地方的多样化探索留下足够的空间
由2005年年中一份对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持批评态度的报告开端，医改的话题到今天热度已经烫手。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街头巷尾的普通百姓，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被卷入其中——空前的激辩让这个本来就进展缓慢的改革愈发左右为难。
4月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决定从今年开始，在有条件的省份选择一两个市，进行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同时，作为医改主管部门的国家卫生部一次性聘请了7家研究机构独立撰写医改方案。卫生部部长高强表态：今年医改方案会出台。
医疗改革的复杂性甚巨，虽然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虽然各方学派、各方利益代表轮番发言，但真理越辩越明这一规律至今没有出现。
4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郎润园古朴安静的院落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接受了《商务周刊》的访问。周其仁皮肤黝黑，语速快且喜反问，言辞风趣中透着一贯的尖锐。
此前三个月里，周其仁以每周一篇评论的频率，试图让众说纷纭的医疗改革正本清源，回归常识。12篇系列评论下来，已经让人再见这位20年前研究农村改革、10年前凭借对电信垄断的批判而声名鹊起的经济学家对复杂现象抽丝剥茧的才华。
周其仁列举了种种悖论来引出医改问题的所在：人均医疗费用的百倍增长，却没有引起医院和医生的同步增长；医疗资源处于垄断地位，但名义服务价格却非常低廉；医药市场竞争激烈，药价却不降反升；世界上但凡看病难的大都是因为免费，中国却集看病难与看病贵于一身……
周其仁一再强调，他没有什么个人的主张，更没有心仪的方案，对于纷扰复杂的争论以及可能推出的方案，他只关心两点——医疗服务的准入和医药的相对价格，中心就是充分动员医疗服务资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很多论者将周其仁视为高擎医改市场化的旗手，但周其仁却认为，这两点比大而化之的“市场化”口号更具体、更清楚。
“无论市场机制还是其他手段，只要有利于解决这两个问题，我都举双手欢迎。”周说。
《商务周刊》：医改问题非常复杂，讨论者难以达成共识，旁观者更是如雾里看花，对各种医改方案的优劣是非难下判断，您基于什么理由提出目前一切怪现象的根源在于资源动员不足呢？
周其仁：最近几年医疗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快速增长有关系。在制造业改革、农业改革、商业改革后，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甚至教育在数量上的需求都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供需失衡得到了解决。现在需求向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满足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医疗问题突出了，应该也是合乎逻辑的。
有人认为我是唯市场主义。我的回应: 还是先把自己的主张放一放。应该市场主导还是应该政府主导，这在我看来还是第二阶段的事情。目前要讨论的是更为基础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因素妨碍了人民医疗需要的满足？我国医疗困境的现状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然后才是怎样对症下药，寻找解决的办法。
1978－2005年间，中国卫生总费用增加了77倍，其中个人的卫生开支增加了198倍，而同期医院、诊所、医生和护士数目的增加却分别只有1－2倍。这明显是供不应求的现象。什么道理呢？是不是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医生资源和其他医疗资源，能够满足如此高速增长的医疗需求呢？
可是我们又看到，1997－2005年间，全国医科院校累计招生数达到85.4万人，而同期全国医生人数减少了4.7万人。这究竟算怎么回事？我们的医科大学培养出那么多人，很多人没有从医，却去干了别的。一方面大医院排大队，医生门诊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离谱得高， 一方面医学院的毕业生又没有专业工作可以做。这里边一定出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卡在了医疗服务的供求中间了。
查来查去，改革开放多年，医院的主体还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就是所谓公立医院。院长是政府任命的，医护人员的人事和编制受政府编制的严格管制，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不是市场定价，而是行政价格管制。政府唯一不管的就是公立医院的财务基础，一般财政性经费只占公立医院全部收入的5％！不少人破口大骂“医疗市场化”。我的问题是，这算哪门子的市场呢？
类似的供需矛盾在其他领域也有过，怎么解决的呢？比较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把服务准入之门开大一些，动员社会资源来满足急速增长的需求。前几年卫生部也喊过动员社会力量的口号，但喊归喊，做得好像还不够。反正从结果看，医疗服务是我国开放程度最低的部门之一。6年前，风闻台湾著名的长庚医院要到北京海淀区开设一家5000张床位的综合性医院。可是6年过去了，风闻还是风闻。我去台湾考察，那里的医院层次非常丰富：除了公立医院，还有长庚、慈济这样依靠民间力量办起来的非赢利性慈善医院以及教会医院等等。如果说外资进来有所担心，慈善医院为什么不能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