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第一湾著名的“几”字形的大拐，仿佛一个命符，刻画出这条江命运的多舛；而曾因反对建坝赢得公众喝彩的一些民间NGO组织，如今又被另一些科学家和专家们贴上了“极端”的标签。
最新消息称，新的怒江开发可能已通过了规划和环保部门审查。代表不同群体的两种声音仍会争论不已

9月22日，世界无车日。北京小街桥边一座曲径通幽的二层写字楼。
环保组织的英语培训班刚刚结束，李小溪拉住了汪永晨、薛野等人，“先别走，下午水博打来电话，要我们派十个人参加他们的一个论坛。”
日子定在了一个月后的10月22日，这次名为“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的会议由发改委下属的《中国投资》杂志社主办，拟邀请嘉宾包括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多位官员和怒江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员，以及竭力主张怒江开发的一些专家和科学家，如方舟子、何祚庥、司马南等人，邀请信已经贴到了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上。
“他们又发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啊，看来我们的公开信触到他们痛处了……”
“我们到底要不要去？他们肯定有备而来，先去打听打听情况，别到时候又像上回薛野去云南一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有没有请环保总局的人？我们NGO应尽量得到环保总局的支持……”
几个人都站着，声调越来越高亢，仿佛眼前面临的不是一次会议，而是一场战役。

“三剑客”
其实对这些人来说，怒江保卫战的序幕早已经拉开。两年多前，他们就战袍加身，冲锋陷阵了。
汪永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另一个身份是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负责人。反对怒江建坝的若干场漂亮战役，汪都是领军与灵魂人物。
2003年9月3日，汪联络何大明、李等环保、社科学者，在国家环保总局主持召开的论证会上，对怒江建坝提出了激烈抗议。汪永晨还叫上绿家园记者沙龙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会议，将专家们反坝的声音通过各大主流媒体传向社会。“北京会议”日后被称为“打响了怒江保卫战的第一枪”。
2003年10月25日，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汪永晨用一张会议用纸，一枝铅笔，征集了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反对建坝的联合签名。这份签名后来通过媒体传播，引起了广泛的舆论效应。
2003年11月底，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上，汪永晨和其他中国民间环保NGO为宣传保护怒江在众多场合奔走游说，最终促成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2004年2月16—24日，汪永晨带领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在怒江进行了为期9天的采风和考察。随后，大批关于怒江两岸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
回京后，汪永晨动用自家存折，垫资筹备“情系怒江”摄影展。3月21日，摄影展正式开幕，给很多普通的市民带去怒江原生态的视觉震撼。
在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不算开放的环境下，汪永晨将一个记者和NGO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因保卫怒江的赫赫战绩，2004年，汪永晨获得了世界环境人物奖和国内十大环保人物的称号。
薛野，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年事已高的“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近年已很少主持实际工作，薛野成为自然之友少壮派当家人。
在保卫怒江的过程中，自然之友始终和绿家园等民间环保组织同患难共进退，而在最新一轮有关公示与方舟子等人的论战中，自然之友也成了民间环保力量集聚的大本营。
李小溪，空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60多岁的她也是一位以直言著名的环保斗士。李小溪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为圆明园事件、温渝河治理、北京动物园搬迁等事件多次进言政府。
2004年1月，李小溪就怒江事件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后不久，温家宝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一度如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被紧急叫停。温总理批示后的第三天，国务院有关领导向李小溪专门传达了批示意见。
至此，怒江保卫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日后有专家评价，民间环保组织影响了公共事件的政府决策，在中国这是第一次（见本刊2005年3月20日第6期《中国NGO与政府的结盟》一文）。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结束。

默默发力的地方政府
怒江第一湾著名的“几”字形的大拐，仿佛一个命符，刻画出这条江命运的多舛。
 “温总理的两次指示，构成了怒江事件的两大拐点。”薛野作了一个拐弯的手势。
据9月9日香港《文汇报》消息，今年7月，温家宝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有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
“温总理去年2月的第一次指示，将怒江工程封冻起来了；而这次被一些部门认为是解冻，环评与规划报告的审批、开工审批都重新启动了。”薛野忧心忡忡。
其实对云南省相关地方部门而言，温总理的第一次批示并非像薛野所说的意味着“封冻”。
“谨慎研究，科学决策，并不是说不建了，而是要我们多听取各方意见，更加完善工程的各项配套工作。”9月27日，杨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杨是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发展战略研究处处长，他告诉记者，一年多来，云南省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各级政府也正是这么做的。
杨烨介绍说，他所在的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去年一直在做水坝建成后对动植物保护影响的评估，现在“情况已基本弄清楚了”。而今年的工作重点是移民方案的研究，也已经完成了调研工作，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类似的各种调研论证工作，当地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这一年也做了不少。杨烨表示：“新的规划肯定比原来的好得多。”
而在听取意见方面，通过在各类会议上通报传达、宣传动员的方式，杨烨称，群众和各部门已经达成了认识的统一。“据我们随机调查，云南绝大多数老百姓赞成建坝，比例在90%以上，在政府部门，这个比例更高。”杨烨说。
杨烨再三强调，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政府部门的任务，并不是因为环保组织和反坝专家提出质疑他们才做的。但为促使怒江工程从“封冻”向“解冻”转变，云南省积极采取的大量措施，还是看得出来汲取了与环保组织较量的经验。
据杨烨透露，温总理“审慎论证，科学决策”的批示后，云南省多次邀请发改委、环保、水利、地质等国家各相关部委领导来怒江考察，加强意见的交流与沟通。这一消息记者也从其他侧面得到证实。而温家宝总理到昆明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对云南省来说更是一次直接游说中央高层的机会。
“我们以前的表达水平太低，对建坝缓解当地贫困、保护当地生态的积极作用没有讲清楚，而有些民间组织虽然观点不对，他们却懂得煽情。”杨烨总结到。
为了提高表达水平，除了游说中央政府，扩大在媒体上对公众的正面宣传，也是云南省方面从民间组织对手身上学到的一招。
可是政府作为利益相关方，亲自发言并不能增强公众的好感。“政府一开口，环保人士就会指责你贪官污吏，想从中发财。”杨说。而这个时候，同盟军出现了。

环保组织遭遇“阴招”
今年1月，一场有关“人类是否应该敬畏自然”的争论来势汹汹。很快，战火从《新京报》烧到各大媒体、网站和BBS，何祚庥、方舟子等“科学派”对汪永晨、廖晓义等环保人士发起攻击，称他们为“极端环保分子”、“伪环保分子”。
三个月后，争论班师云南，主题也从“敬畏自然”具体到“怒江争坝”。
“今年年初，在全国科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方舟子。”9月24日，在水利部对面的办公楼里，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商务周刊》记者细述当时的经过。
此前，作为水利系统的专家，张博庭说他对环保人士在怒江问题上“利用媒体撒谎的行为已经容忍很久”。“媒体都被极端环保分子骗了，不愿意发表我的文章。”张称自己也曾就著名环保人士沈孝辉《怒江六问》撰写了反驳的文章，寄给了《中国青年报》，“但经再三要求才被登载在中青网站上”。
张十分敬佩方舟子等人的号召力，在“敬畏自然”争论中狠狠痛击了“伪环保人士”，而方则对张熟悉的怒江事件很感兴趣，认为这是揭露汪永晨等人“伪环保”本质的好机会。双方一见如故。
此后不久，张博庭联系到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由他们提供经费，促成了物理学家何祚庥和原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两位院士领衔，司马南、方舟子、张博庭等人参加的怒江考察团，4月初对怒江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
张博庭告诉记者，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属于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是怒江水电工程的主要规划单位之一。“一个怒江规划他们做了整整5年，仅环境评价工作就花了500万。”张解释说，“他们支持我们去了解情况，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百姓，这对他们的工作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