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游说”并拒绝着
作者：胥晓莺、郭娟 浏览次数： 更新日期：2006-3-30 16:41:50 字号设置：[ 大 中 小]
7月6日，西门子手机部门遭到裁员的员工向媒体表示，西门子公司的工会组织没有为员工谋求利益，只会做负责后勤、组织员工活动等杂事，他们对公司工会组织的作用表示质疑。
西门子裁员事件，像去年沃尔玛在中国拒绝建立工会一样，再度引起人们对跨国公司工会组织的关注。而从事基层工会推进工作的龙韵翎发现，不愿建立工会的不只是跨国公司，而且也是非公企业的普遍现象。那些企业老总们提出的疑问常常让龙韵翎觉得尴尬：工会明明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组织，为什么要企业来建？
而与此同时，“北京最牛的的哥”董昕师傅，已经为建立出租司机自己的工会奔波了7年，但至今未果。董昕不明白，《工会法》明明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为什么北京市总工会就是不受理他们的申请？
建一个工会就是感动一个企业
龙韵翎，58岁，西城区某社区工会主任。皮肤黝黑的她，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坐办公室的”。龙主任熟悉社区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大厦，每一个公司，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扫荡”这些“地盘”，挨家挨户地做说服工作——企业应该建工会。
龙主任是退休后应聘到街道工会，负责基层非公企业建会推进工作的。据该街道方姓工会主席介绍，1999年，北京市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经济组织工会组建工作的意见》，提出：“争取用三年时间，使全市大多数新经济组织建立工会，大多数职工加入工会”。街道工会按照该指示展开了集中建会的工作。所谓集中建会，就是要在三年时间内，使辖区内非公企业的工会覆盖率达到60％以上。
方主席介绍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街道工会先后采取了召开地区动员大会，在企业劳动年检、工商年检现场发放材料等办法，而最行之有效的，还是“包干到人”的做法。街道先后抽调工青妇各部门和统计科社调队的工作人员，每人每年负责“搞定”10家企业。就这样，三年集中建会期间，街道所辖700余家非公企业，到2002年底累计有570家建立工会，初步完成了任务。
2002年后，集中建会的工作告一段落，转变成日常建会的常规工作。2003年，街道聘任了4位专职的社区工会协管员，龙韵翎就是这样应聘上岗的。
三年又过去了，据方主席介绍，今年年初的调查显示，500多家非公企业工会里，还能取得联系的仅150家。4位社区工会协管员也已经换了三茬，只有龙韵翎坚持了下来。除了因为每月700块钱的工资实在不具有吸引力之外，龙韵翎说，这项工作太难了。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拿咱的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龙韵翎说。她去企业建会，经常被保安和前台，像拒绝推销人员一样拦在门口，连老板的面都见不上。
“那些前台的年轻小姐，20多岁，我50多岁的老同志到那儿笑脸相迎，先跟她打招呼，人家眼皮都不抬。”
龙主任向记者重复着那些“脸难看，门难进”的例行对话：
“你好！你们老板在吗？”
“什么事？”
“我们是来帮你们建工会的。”
“工会是干吗的啊，老板没说过这事儿。”
“工会好啊，能维护你们权益……”
“不知道，老板不在。”
“那我什么时候来找你们老板合适啊？”
“不知道。”
“那老板下午回来吗？”
“不知道。”
龙韵翎说，这样的一问三不知，最让她犯难。见不着老板就建不成工会，龙韵翎只能一跑二泡三坚持。一个公司跑上五六趟能见着老板，她就很庆幸了，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在公司会客室里耗着，更是家常便饭。有一回，前台说经理出差，得晚上9点才能回来，龙韵翎就一直等到9点多见到经理。
那些冷若冰霜的前台小姐，最后往往被龙韵翎感动，但这只是过了第一关。老板和经理的谈判技巧更高，更“狡猾”。
“有一个公司，我去跟老板谈，谈了不下五次。他很客气，不说不建，就是不给我准话，说再考虑考虑，我就隔一天去问问。结果有一天去，他把单位的律师请来了。这个公司最终也没谈下来。”龙主任很无奈。
建会的艰辛难以言表。“有个公司，我第一次去找它的时候，负责接待的同志还是个姑娘，现在她孩子都会走路了，这个公司都没谈下来。”说到这里，龙韵翎笑了。而她一旦建成一个工会，全家都跟过节一样，孩子会买礼物，老伴会烧几个好菜为她庆祝。
建工会之所以这么难，方主席认为，还是《工会法》力度不够。“《工会法》是我们建会的‘尚方宝剑’，但这把剑不够利。”方主席解释说，企业应该建会，但《工会法》通篇没有“必须”二字，也没有不建会的惩罚措施。《工会法》的执法主体也不明确，各级工会没有执法能力，“所以有人说《工会法》是‘豆腐法’”。
建工会为什么一定要找企业老板，而不找工人自己组织呢？龙韵翎说，这是因为按照《工会法》规定，工会的经费来自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事业单位，所以建会必须征得企事业单位行政领导同意。“而且，‘工会是党领导下的职工组织’，工人是不能直接建会的。”龙主任说。
但是《工会法》只规定了“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并没有“党领导”的说法。问及这句话的出处，不仅龙韵翎说不清，竟连十几年的“老工会”方主席也一时答不上来。查阅资料后，方主席告诉记者，这出自1998年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总则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虽然龙韵翎他们都是直接找企业的一把手去建会，有些企业老板却主张要听听职工的意见，把职工叫到办公室投票。龙主任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有的是让举手，有的还是无记名投票，但结果职工都一边倒地选择不需要工会。让龙韵翎和同事们好生尴尬。
龙韵翎介绍说，不仅年轻人对建会不太热情，一些国有企业下岗的老职工，抵触情绪可能比年轻人还高，“他们说，‘别扯这个了，工会有什么用，我们下岗的时候谁管我们了。”
坚韧的龙韵翎除了一如既往的“以情感人”，更需要学会以理服人。“对前台小姐，我介绍工会能维护职工权益，组织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对企业老板，除了宣传法规政策，要着重说建立工会有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特别是能帮助宣传企业，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比如评比劳动模范啊，‘双爱双评’等等都需要通过工会系统。”
建会难，建会后去开展工作同样难。街道工会目前的工作主要包括：调解劳动关系、推进工会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调解劳动争议；开展技术创新和双爱双评活动；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签订集体合同牵涉根本利益，推进难度非常大，而后两项工作对企业也并不具备太大的吸引力。
最让龙韵翎犯难的，还是去企业收会费。按照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公司每年应交纳职工收入的0.5%作为工会会费，职工收入的2%为工会活动经费，同时，还要从这2％的比例中，提取40％作为上级工会的经费。
“但是私企不像国企或机关，老板看着账上的钱都是自己的钱，谁愿意平白无故地给你。”方主席说。
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龙韵翎依靠的是和企业工会负责人在建会和日常工作中建立的交情。“上回一个厂的工会主席病了，我去大兴看他。一方面是看望人家，同时我还带着他厂里上半年会费的发票，我说省得你跑了，我直接给你带过来了，他一想也是，就签了。”这笔会费有1万多，可是一个大单，据她介绍，她所在街道工会一年也就能收上来几万块钱的会费，最多一年也就7万。
龙韵翎、方主席和企业工会的负责人之间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交。一个宾馆去北戴河组织活动，方主席帮他们联系车辆；有个企业老总父亲去世，方主席还帮他联系墓地。“我要几天不和他们联系，他们就会打电话问，‘老大姐，最近身体好吧’？”龙韵翎称其为感情投资。
“如果没有这种交情，我们工作更难开展。”龙说。
7年未遂的工会梦
记者第一次听说董昕师傅，是和一位叫安子的普通出租车司机聊天。“我见过他写的有关出租车行业思考的文章，整整登了报纸两个整版。您要了解工会的事情，找他准没错。”安子是首汽公司的，他和通州区天运出租公司这位同行未曾谋面，却景仰已久。
记者上网检索才知道，开了10年出租车的董昕不只是在出租车司机圈内小有名气，还被媒体称为“北京最牛的的哥”。除了建工会，他还积极呼吁推进出租车个体经营入市，还和所在公司签订了全北京独一份的“无固定期限合同”。他熟谙《工会法》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自学成为了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维权带头人和法律专家。但在采访中记者得知，这位维权代表目前已被公司收了车，正待岗在家。
听说记者要了解建工会的经历，董昕师傅先发来E-mail，文中洋洋洒洒两万字，记录了他多年来维权的曲折经历和思考。
1998年底全国工会十三大闭幕，出租车司机董昕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忽然想到，为什么他所在的天运出租车公司没有工会呢? 说来也巧，当时董昕开车刚好路过全国总工会的门口。董昕停下车, 到总工会咨询建会的问题。打这一天起，董昕的生活就和“建会”两字分不开了。
促使董昕想要建立工会的还有一个原因。1998年根据当时中央“政法机关与企业脱钩”的精神,天运公司将被移交给通州区旅游局。有传闻说，公司要被卖掉，车要被收回。这些传闻都涉及到每个司机根本利益，董昕开始意识到司机应该有个自己的组织和公司讲理。通州区工会一位王姓同志赠给他的《工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给了他极大的启发和鼓励：“原来集体企业的最高决策权力掌握在职工大会手中，经理也是由职工选举产生，我们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
内容来源：商务周刊 网站编辑：Webma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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