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耐克、阿迪达斯等世界名牌代工，原本是件好事。然而在跨国公司、合约工厂乃至当地政府对各自利益的“合理追求”下，工厂主成了压榨专家，高效率的流水线成了捆在工人身上高速运转并不断缩紧的紧箍咒。虽然与旧上海的包身工不同，但现代的契约不断降低着合约工厂的议价能力，再由合约工厂传导到工人身上，同样挤压着他们的血汗和忍受空间。
这是产业链自身逐步成熟的必然，还是产业外部的制度性压榨？在政府、跨国公司、加工企业各方都能给出各自看似合理的解释下，为何会产生众多的不合理和悖论？
耐克公司受到了赞扬。因为它主动揭露了自己的代工工厂侵犯工人权益的现象。
4月13日，耐克公司向外界公布了一份名为《2004财年耐克合作责任报告》，公开了其700多家海外合同制造厂的名称和所在地。在报告中，耐克公司承认，与其合作的海外合约工厂确有强制工人延时工作等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其中，耐克在2003年和2004年审查了569家海外厂家，发现南亚地区的工厂问题比较严重。有一半的当地工厂要求工人每周工作超过60个小时，其中超过10%的工厂对拒绝超时上班的工人做出过处罚；另外，报告还指出，很多亚洲工厂还限制工人在工作时间上厕所和喝水。
耐克这次主动公布供应链详细信息，外界反映积极。国际纺织服装皮革工人联盟(ITGLWF)秘书长Neil Kearney称，耐克的行动具有改革意义，“这样大家就能知道，耐克是否贯彻了对外宣布的公司政策”。
然而一直以来，对像耐克这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合约工厂的情况，中国本土少有披露。根据报告，在中国内地，有124家生产商与耐克公司签订合约，为其进行代工生产，它们主要分布在广东、山东、上海等地，其中东莞一地就有近20家工厂。
与中国纯粹本土企业问题不同，类似耐克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合约工厂所暴露出来的利益和劳工等问题，表现出更加纷繁复杂的乱像。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和转型国家，其现实特质和复杂性很难让我们简单梳理出一幅清晰的图景和做出简单的判断。近日，本刊记者专赴广东省，辗转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深入采访，我们发现的是跨国公司、合约工厂、地方政府和工人四方纠缠在一起的利益麻团。
工厂的暂时平静
5月16日，东莞市长安镇霄边村的兴昂鞋厂门口，前来招工的人群坐在树下，相互打听着工厂的情况。平静的午后，很难想像一年前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工人骚乱。
去年3月到4月，拥有3万多名工人的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旗下的5家鞋厂中，有4家工厂由于工人不满自己的处境发生骚动，数千名工人卷入其中。
1991年由台湾迁至东莞的兴昂国际有限公司，最初只有千余工人，到2004年，它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3.5万名，每年为耐克、锐步等国际品牌生产近3000万双鞋，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
为兴昂鞋厂工人提供过无偿法律援助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武绍智告诉《商务周刊》，去年的事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超时劳动、伙食质量差、减少甚至拖欠工资、雇佣未成年员工，所以很难不把这些为跨国公司做订单生产的工厂与“血汗工厂”联系到一起。“此事件也暴露出我国刑事立法上的漏洞。资方让工人付出了超强、超时劳动却又不给合理的报酬，克扣、拖欠报酬，如此影响工人生存的严重行为，《刑法》中缺乏相应的刑事制裁。”武绍智说，“再加上一些具体行政行为不到位，就造成故意克扣和拖欠报酬大规模发生，受害的只能是弱者或者说弱势群体。”
兴昂厂的状况不是个别现象，据广东省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的调查，在珠三角地区，92.04%的企业存在加班，近七成的企业每周加班时间超过10小时，有的甚至达到28小时。而高强度加班的同时是低廉甚至拖欠工资。据调查，1992—2004年，珠三角12年来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还赶不上2004年上半年食品价格的增长幅度。在深圳市的一次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
在采访中，一位工头指称，工厂里要么没有工会，要么设立的工会“只是在工厂向劳动部门申请加班的时候，代表工人敲上一个‘同意加班’的章而已”。
与兴昂厂工人的激愤行为不同，“沉默的大多数”选择了一走了之。2004年，珠三角喧嚣了20多年的“民工潮”第一次被“民工荒”所取代。据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报告显示，2004年珠三角缺口民工200万，缺工比例为10%，其中深圳缺工40万，东莞27万。
大量工人的“用脚投票”，改善了留守珠三角的工人的生存状况。为了留住工人，工厂普遍降低了招工条件，改善生产和生活待遇；政府则提高最低工资规定，并帮助工人追还拖欠工资；加工工厂的上游企业，那些跨国品牌公司，也加大了查厂力度，要求工厂改善劳工状况。
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FLA）东亚地区协调人葛友俐说：“无论是骚乱还是民工荒，都说明没有绝对的弱者，工人们用破坏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尽管这种破坏的力量是被动的。”
在东莞市长安镇，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告诉记者，这两年招工容易多了，工资福利也有所提高。几乎每个受访的工人都能准确地说出，今年3月份刚刚调整的东莞市最低工资提高了多少。还有一些工人会告诉你，兴昂厂好，纬球厂好，因为它们是做品牌的，不像做杂牌的厂，品牌厂有“人权”。
晚8点多，东莞市高镇路上的行人稀少，林立的工厂家家灯火通明，工厂对门的工人宿舍则黑漆漆一片。21岁的女工欧阳和她的伙伴们从街上漫步回来，她们都是裕元三厂的针车女工，今天是一位同事的18岁生日。工厂给她发了一张有总经理签名的生日卡，还有生日券，月底的时候可以和其他当月过生日的员工一起去领一份礼物。
台资的裕元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制鞋工厂，在高镇有几家分厂，给阿迪达斯、耐克等2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加工运动鞋，工人总数6万多人。
欧阳来裕元半年了，对现在的工作相当满意。她告诉记者，平时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双休，赶货的时候会加班，但加班时间不会超过2小时，加班的时候每周也能保证一天的休息。
工厂的伙食也不错，早餐有包子、馒头、面包、粉和豆浆。欧阳说，工厂里面“可好了”。有的地方“像花园一样”，她们的宿舍“像洋房一样”，8人一间，有电话，每个人有个带锁的柜子，一年四季有热水冲凉。“比家里还好。”她说。
周末的时候，欧阳会睡个懒觉，然后在厂里看看电视看看碟，爱运动的工人可以打打球，还有热心的工人参加义工团队，给大家免费理发、修手表。
扣掉200来块钱的食宿，欧阳每个月能领到八九百块钱的工资。比起以前在小厂做工，虽然每月能拿一千多，欧阳还是觉得裕元更好。“小厂每天加班到12点钟还算早的，哪里有周末，一个月就放一天假，发工资那天欢喜得不得了！”她手舞足蹈地说。
在工厂附近的大排档，欧阳吃着“像鸡蛋一样”的日本豆腐，知足而快乐。目前在东莞，许多为跨国品牌公司代工的工厂看上去是平静的。
耐克的责任感
工人与工厂主今天在东莞形成的平衡，不管是否是短暂的，至少说明耐克公司的努力起到了部分作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大量设厂，其中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工人的恶劣工作环境越来越引起国际的关注和批评，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以“耐克观察运动”为先导的反血汗工厂运动。
这些抵制运动给跨国企业戴上了道德责任的巨大压力。为改善外部形象，跨国企业大多选择以订立公司行为准则为第一步。耐克在1991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惯例和人权的基本原则，起草了公司行为准则，禁止18岁以下人员参与制鞋，禁止16岁以下儿童参与生产衣服，“除非有国家法规条例的授权”；超时工作要先通知员工，并须依照当地法规给予补偿；严格规定每工作6天必须有1天休假，每星期工作不得超过60小时。
1992年，耐克将这份公司行为准则分发到各合约工厂，此后对此准则定期进行评估和修改，它成为耐克公司对合约商在劳动与环境、安全与健康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耐克专门成立“环境、安全及卫生管理部门”，订立安全标准，在每家工厂成立安全委员会，并为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的员工配备劳动保护用具。
1997年耐克开始采用的“SHAPE”，是其最早的监察手段，它为评价合约厂商在执行有关环境、安全和卫生等准则方面的表现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它通常由耐克各产品基地的员工在一天之内完成，可以描画出生产基地的总体状况。
2002年，公司以行为准则为基础，出台了领导标准条例（Code Leadership Standards），其中包括13条人事管理标准、9条环境影响管理标准、23条安全管理标准、9条健康管理标准，这总共51条标准对行为准则作了更为详细的补充和说明。
2003年，耐克开始采用名为“M-Audit”（管理审察）的监管活动，与“SHAPE”不同，它主要是对工作管理实务做更为深入的评估以发现问题，具体包括现场视察、文件核查以及对单个工人、管理人员和经理的密访。耐克公司为此专门聘用了21位新员工，并对他们进行了监察工作方面的培训。耐克认为，现在这一手段不但是公司监管活动的基础，而且还成为公司认识与工作条件有关的问题及其影响的主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