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长征三号乙” 火箭4月12日将“亚太六号”卫星成功送入太空，这意味着在经过了漫长的6年沉寂之后，中国航天再次回到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
自1999年6月 “长征二号丙改”运载火箭将美国铱星送入太空以后，在每年平均有20颗商业卫星发射的巨大市场上，中国航天却沉寂了6年。
“‘亚太六号’的成功发射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王礼恒就此专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在美、欧、俄三方已基本垄断了当前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情况下，后边还有如日本、印度等国家的穷追不舍，中国航天试图重新进入、并瓜分到一定的市场份额，注定“难度不小”。
“这就像虎口夺食。”王礼恒说，尽管中国航天产业获得商业成功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崎岖坎坷，但坚持“市场化生存”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
商业发射两遭挫折
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由政府主导的世界航天产业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商业航天在整个航天产业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多，航天技术商业化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很多发达国家将民用航天交给私人企业经营，私人企业参与航天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很大提高，出现了航天活动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在航天产业商业化迅猛发展之时，中国航天也从1985年10月宣布进入国际市场——长城工业总公司作为惟一的对外承包商，开始在国际上承揽商用卫星发射业务。
1987年8月，中国首次为外国公司提供了发射搭载服务。但中国航天真正走出商业发射“虎口夺食”的第一步是在1990年4月，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了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
“把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主要是希望促进我国航天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王礼恒说，“这有利于跟国际接轨，也便于适应市场经济模式。”
然而，1996年，过去一直保持很高发射成功率的中国在进入商业航天领域后遭受了惨烈的失败。当年2月，“长征三号乙”火箭首次发射国际通信708卫星，在起飞不久便星箭俱毁。8月，“长征三号”火箭在进行它的第11次飞行中，未能将“中星七号”送入预定轨道。
这两次失利使中国商业卫星发射跌入低谷。据王礼恒介绍，当时3个已经签好的合同被终止，2个合同被暂缓执行，2个草签的项目夭折。
为了挽回长征火箭的声誉，证明中国航天的发射实力，中国航天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从1997年到1998年两年间，“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连续4次发射成功，这使一些国外用户开始回心转意。1997年12月至1999年6月间，中国航天再次承揽到一笔数额可观的商业发射合同，“长征二号丙改”负责美国摩托罗拉公司12颗铱星的组网发射。数据显示，1990-1999年，商业发射占中国同期发射总量的60%，所占国际市场份额为7%-9%。
但在中国航天试图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之时，这一努力却在1999年被美国所阻截。当年5月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美国以卫星技术涉及国家利益等种种理由，以禁止向中国发放美制卫星（以及使用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的出口许可证为主要手段，打压中国航天参与国际商业发射服务活动。
“这是6年来我国无缘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直接原因。”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厚任说，“这不是公平的做法。”
市场化改革起步
在中国的卫星商业发射市场拓展出现停滞之时，世界商业航天市场总额已高达数千亿美元，且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稳步增长。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权威报告，1996年，全球航天技术产业创造的利润为750亿美元左右，到2000年利润就攀升到1250亿美元。“到2010年，全球商业航天活动的收入预计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美国休斯顿Johnson航天中心的James.E.Oberg对《商务周刊》说。
这其间，作为世界上经营最成功、技术最成熟的商业火箭之一，欧洲的阿里安系列火箭已经占领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半壁江山，剩下的市场份额基本由美国和俄罗斯瓜分。而日本也用H-2A火箭发射了10颗休斯公司的卫星，抢占了中国被挤出的市场。
这种对比使中国航天界倍感压力。一场巨大的变革由此孕育——中国航天产业在民用、商用领域由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
1999年7月1日，国务院对中国航天产业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改组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2002年更名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作为10大军工集团之一，除了为国家提供军品之外，在民用航天和商业航天领域，无论在组织管理体制还是企业运营模式都力求与市场经济体制兼容。
曾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的王礼恒，熟知中国航天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的历程。他介绍说，虽然从1980年代起中国就决定航天产业进入国际市场，但在将近10年的转型过程中，中国航天并没有完全引入市场运行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这种不适应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管理体制还没有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航天产业存在着政企不分，产权关系模糊等弊端；第二，技术的商业化力度不够。在此期间，除了技术需要进一步提高与成熟之外，在商业转化与应用方面力度有限；最后，在分配体制上实行的还是大锅饭，这种体制导致的结果是航天产业效率低下，影响了航天人的积极性。
王礼恒说：“1996年的两次发射失利，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航天产业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时‘排异反应’的剧烈表现。”
长期致力于工业经济研究的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吴照云教授向《商务周刊》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航天产业所需的各种原材料、人才等资源已融入市场，中国航天系统不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标准”下生存。“管理和运营必须服从市场经济的规则，其改革才能沿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向前进。”吴说。
正是在国内外大环境对中国航天产业发出必须改革的信号，才有了我国航天工业新的框架。在新的架构下，国防科工委与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关系变为了“政经关系”——原来上下级的关系解除，实行政企分开，除了国家授权由国防科工委直接以行政方式管理的事项外，原则上不采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集团公司发生直接的管理关系。而集团公司以及旗下的企事业单位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主体，依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市场化运作机制进行运营。
“我们的目标，就是依靠市场的牵引来发展航天产业。”王礼恒说。目前，航天产品的研制已经由原来的指令性任务转变为“按合同办事”；在原材料的采购方面，引入了市场机制；某些航天产品元器件的设计、生产过程，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航天产业的融资体制，摆脱了以前“等、靠、要”的操作模式，商业发射所需的资金已经通过抵押贷款及企业垫资等方式进行；在航天保险方面，由原来国家专营向多元化的“连保”形式转变。在集团公司旗下，今天已有8家上市公司。
为了促进中国航天积极参与全球化经济、创造发展航天向外型经济的更大空间，2004年12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和国防科工委做出了对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重组的决定，将其由原来两大集团公司各占50%股份改组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全权负责中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和空间技术合作。
商业图谋的雄心
为了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谋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在告别国际航天商业舞台的6年时间里，中国航天在多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吸取了发射失利的经验教训，长征运载火箭在质量、性能和可靠性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位火箭专家向《商务周刊》介绍，目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具有发射近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地球同步轨道等多种轨道有效载荷的运载能力，其中入轨精度、一箭多星等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长征三号”甲乙丙三种型号运载火箭，构成了我国高轨道运载能力最大、适应性最强的运载火箭系列。
“长征三号乙”火箭总设计师龙乐豪说，从1996年至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进行了42次连续发射，其成功率达到了100%，证明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良好的性能和较高的可靠性，而且，“由于发射成本较低，我们的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卫星市场方面，中国航天也将尽力“争食”。王礼恒说：“除了发射国外的卫星，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用自己的火箭发射我们研制的卫星，然后直接向客户提供轨道交付，即实现‘交钥匙工程’。”
在整个商业卫星的产业链中，依据国际通行的算法，平均每发射一颗卫星，卫星制造费用约1.2亿美元；火箭费用约为卫星造价的25%，约0.3亿美元；发射费用也是卫星的25%，为0.3亿美元；保险费约为前三项的20%，0.36亿美元，总计约2.16亿美元。而卫星的制造、发射及应用之间的收益比例大致为2∶1∶7。现在，我国在发射技术方面已经没有障碍，如果在制造及应用方面提高竞争力，获得的利润将是比较丰厚的。
据有关部门预测，至2010年，全球卫星产业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000亿—3000亿美元。面对这个大蛋糕，中国航天正努力争取市场份额。“我们的卫星产品完全可以满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王礼恒说，就当前而言，主要是占领亚太地区的市场份额，以及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