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准确的GDP数据，远非一项“上收统计数据发布权”的行政措施可以完成。中国统计体制的改革已经远远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我国的GDP统计数据失真已经影响到分析结果，妨碍国家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统计制度改革刻不容缓。”针对2004年底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宣布上收地方GDP数据发布权的改进措施，1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彦云告诉《商务周刊》，目前的中国统计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了。
在这位国家统计局行政专家顾问组成员看来，GDP数据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完全准确无误，允许存在一定的水分和误差，只要这些数据能够保证对规律和趋势的分析。“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国家与地方GDP数据出入的拉大，数据失真难以遏制”。
统一口径
2004年夏天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向公众的道歉，已经成为那个风云激荡的宏观调控时期的一段公案。当时，国家统计局“出人意料”地对2003年第二季度及2003年上半年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修正，上半年GDP、第三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同比增长速度，由原来的8.2%、4.1%和0.4%，修订为8.8%、6.0%和6.5%。
此举立刻引起各界质疑与猜测，认为有故意突出宏观调控成效的嫌疑，虽然国家统计局后来对调整的原因做了解释，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2004年7月，国家统计局计算得出上半年GDP增长数据为9.3%，而按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中国的GDP增长已经达到13.5%，相差4.2个百分点，经济总量(GDP总额)中央和地方数据亦相差19.8个百分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第三季度。
连续GDP统计数据不一致，引起了国家高层关注。10月份，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国家统计局提供可供决策参考的数据。随后，2004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统计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怒斥地方数字造假的现象，“最为突出的就是在统计工作中还存在弄虚作假现象，少数干部甚至利用虚假的统计数据编造政绩得到升迁”。
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统计执法调查组，分为4个组赴内蒙古、辽宁、浙江和重庆进行检查，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委托天津、山东、湖北、云南和新疆等地人大常委会对本地域进行检查。
2003年1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宣布，中国将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年度GDP核算按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三个步骤进行。2004年12月，国家统计局再次宣布上收地方GDP数据发布权。一时上上下下拉开了一场清除统计数据“失真”的“风暴”。
谈到国家统计局上收GDP发布权的目的，赵彦云告诉《商务周刊》，“此次改革主要是保证口径一致，国家统计局有甄别和改变各省、市、区基础数据的权力，杜绝地方与国家GDP数据相差过大。”也就是说，国家统计局在依靠各部委的统计数据、会计决算资料、工商管理资料等计算全国GDP数据时，会与各省上报的GDP数字进行比较和平衡。
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副会长，赵彦云向记者解释了此项措施出台的政策背景。中国GDP数据现在存在的问题更多是外在因素影响技术层面的工作。自1985年实行GDP核算以来，为了保证GDP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国家不断完善统计方法，做到与国际接轨。而且从技术层面讲，国外方法国内统计部门差不多都掌握了,但依然没有获得大众和外界认可，说明改革的内容已经基本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所以，在国家统计局看来，最彻底的“挤水”办法莫过于剥夺地方计算本地GDP数据的权力，将权力一层一层上收。2004年9月，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GDP核算制度改革的思路之一，就是借鉴国外经验，实行GDP下算一级，而上收GDP发布权正是这一改革的前提。
山东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陈汉臻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这对他们是一种很强的监督。“上收GDP发布权影响很大。”他介绍说，在此之前，中国GDP实行分级核算，省统计局可以自主发布GDP数据，不必经过国家统计局批准，但上收后，省统计局的GDP数字必须由国家统计局批准并发布。
实际上，为达到数据的统一和准确，在此之前，地区联审制度也已悄悄实行。“山东省已经实行了地区联审，这是上收发布权后保证数据准确的现实办法，即抽调各市的统计人员到省统计局，与省统计局一起对各市上报的数据逐个审核，剔除水分。”陈汉臻说，上升到国家统计局亦是如此，国家统计局抽调各省统计局的人员对省一级上报的GDP数据进行联审。
据悉，2004年上半年GDP数据进行核算时，国家统计局已经挑选了山东、广东、浙江、江苏等10余个经济发达省份作为试点，十余个省的统计局局长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一起对数据进行对照与核查。这一核查就剔除掉了省级上报GDP数据2.1%的虚高增长率，使各省上报的GDP加权增长率降为11.4%。2004年10月份，在核算第三季度GDP数据时，国家统计局再次把核查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
山东省菏泽市统计局杜玉春告诉《商务周刊》，一旦下算一级实施，工作压力比以前更大。她表示，现行的GDP核算程序是，菏泽市在固定时间把当地GDP增长的汇总数上报给省统计局，获得批准后，菏泽市统计局就可以在当地媒体刊登季报和年报，这被称为“下管一级”。
改革后，菏泽市不再把汇总数上报，而是把各县的基础数据都报给省统计局，由省统计局计算菏泽的GDP数据。经过联审及抽查，省统计局把最终数据反馈给菏泽市统计局发布,这被称为“下算一级”。以此类推，国家统计局实行下算一级后，在收到的基础数据平台上，计算出地方GDP数据并统一公布。
杜玉春说，“我们的工作不会有很大变化，但工作量肯定会加重，我们还要给县一级做核算，计算出其GDP的数据，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陈汉臻告诉《商务周刊》，在GDP数据计算与发布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权力在越收越紧，从而保证我国GDP数据的统一和准确。但他认为，省和国家统计局下算一级只是个方向，短期内实现有难度。因为，人员和基础数据的不足，会大大限制这项政策的推行。
“惟GDP主义”的体制困局
但统一了口径、统一了数据，并不能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所以，采访中多数专家和官员认为，单纯上收发布权和下算一级，不可能起到扭转“数据失真”的作用。
“这只是GDP统计和发布程序的改革，很容易因利益妥协而流于形式。”赵彦云警告说，上收发布权和下算一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GDP的统计过程，关键还是执行。他强调，如果执行不好，目前的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倘若各省市为了自己的政绩，在提供给国家统计局的基础数据上做文章，那还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吗？”一位从事统计研究的人士质疑， 国家统计局不惜增加自身工作量，上收数据发布权，“但基础数据本身若含有大量水分，国家统计局纵有三头六臂，恐怕也无法亲自核实”。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如果基础数据本身都做假了，哪能不对上面有影响？除了一些检查和核对外，我不敢保证没有水分。但我觉得没有一个统计工作者会从中加水。”
但这种对统计工作者职业道德的保证，却难以抵挡地方政府“惟GDP主义”对统计工作者的成果进行干扰。赵彦云指出，我国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地方统计局的人事任命又取决于地方政府，统计工作抗干扰能力差，一些全局性的数据甚至基础数据很容易受到影响。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市任职时，制定“九五”计划，市计委提出GDP增长13%，王怀忠认为“太低”，要计委“好好挖掘一下市里的经济增长潜力”。计委将数字调到15%，王怀忠仍不满意。计委只好又调整，将15%改为18%，仍遭到否决。最后，王怀忠将增长目标定为22%。2001年的调查显示，当地GDP实际年均增长4%。“计划”没有实现，王怀忠却步步高升。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对外发布GDP数据的《中国统计年鉴》。每年国家统计局在计算出全国GDP数据后，会在年鉴中对各省的数据进行一定调整。“但是这种调整经常受到各省干扰，每当国民经济核算司对数据进行调整时，许多省长、副省长都会亲自找上门来或打电话进行阻止，调低谁的都不行，因为这些数据都是政绩。”一位国家统计局的人士承认，这种体制下，各级统计工作都受到诸多制约。
“GDP数据国家与地方有出入，原因主要在体制和官员考核标准，而我国统计体制缺乏独立性，导致国家统计局无法掌握准确的基础数据。现在仅从计算和发布程序上修改，实行统计体系内部协调，效果总归是有限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也认为，“下算一级”的改革可能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地方依然会计算自己的GDP，如果他们的GDP数据与国家统计局计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距，地方政府依然会上门干扰”。
他认为，这就需要改革官员的评价体系，并且国家统计局在技术层面必须透明，让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对这一点表示认同。“我们发布制度规范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发布数据的同时，要发布资源来源，必要的时候要发布方法，它实际上是对统计，对核算工作的一个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