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后发者的强大本身就是一种罪过。留给中国公司国际并购的腾挪余地不可能很大，不能把身家性命寄托在国际化之上，寄托在别人的言行一致和良心发现上面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的竞购，成为今年夏天国际工商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纷纷发言阐明各自立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大报不仅连篇追踪，而且纷纷就此次竞购发表社论。
一次商业并购这样的发展，按照今年高考作文题的说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本期刊登的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一篇文章中写到，他到名古屋参加一个由日本内阁办公室组织关于日本长期发展规划的研讨会，有半天的时间是他一个人在那里讲或者回答有关中国的提问。在美国，国会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研究小组，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利益的影响以及应对战略。在这个夏天，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三大新闻杂志和著名商业刊物《商业周刊》、《财富》都推出了关于中国的封面报道，主题之一就是：怎么和中国相处。很多媒体指出，美国政界、商界和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以及中海油、联想、海尔对美国大企业已经完成或正在发起的收购，都说明了中国的崛起已经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链条中越来越具有关键性的环节。
这样的反应过度乐观了。我们必须首先清楚一点，在这个仍然是美国及西方社会占据主流舞台的旧的世界体系中，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恶化。在6月22日中海油宣布了185亿美元全现金收购之后，中海油依照西方社会的规则，做了大量解释、公关工作，不仅聘请了三家投资银行、三家律师事务所、两家媒体战略集团以及一家能直通华府的德克萨斯州游说机构，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中海油CEO傅成玉给每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美国财政部长写信，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接受《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家》等一系列西方重要媒体的采访，试图化解美国人的疑虑，他用的都是“自由市场”、“股东权益”等纯而又纯的市场化的西方语言，但他得到的答复却是美国政客们“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等充满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冷战词汇。
这种时空倒流般的历史吊诡说明，不是中国学会了西方的语言，就能被西方所认可；不是中国企业移植了西方市场规则，就能登上被西方企业占据了几百年的主流经济舞台，尤其石油这个从来就属于大佬们的游戏，中国想拿到说话权，不是光靠举手就能实现的。
很多人将此次中国企业大规模的海外收购，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满世界挥舞支票相提并论。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其一，日本人首先是在发达国家建厂，取得成功后再进行海外并购，而中国企业虽也有海尔等到美国等先发国家建厂，但从来没有听过成功的例子，因此大多数中国企业都是直接以并购海外企业的方法实施自己的国际化战略。其二，日本企业后期的海外并购以“奢侈品”为主，比如日本三菱土地公司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索尼购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中国企业的收购对象，则以资源、原材料企业和拥有技术、品牌或销售渠道的机电制造公司为主。其三，中国企业的收购是在比当年日本人更严苛的外部环境下进行的。这个外部环境之严苛，一表现在中国企业大都将国际化并购当作解决自身当前困境甚至拯救自己的金稻草，所以“时不我待”；再表现为中国企业的收购都是以作为美国潜在竞争对手的商业行为出现的，如果说“中国制造”还只是低附加值廉价商品的代名词，那么“中国收购”正是为了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直奔商业价值链高端而去，所以“敌意环绕”；三表现在中国企业的收购要经历更为复杂的程序，不仅要获得企业股东和常规监管部门的批准，更要通过包括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这样高级别的政府机构的审查，所以“千难万阻”。
6月27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的该报著名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警告说：“15年前，当日本公司大规模买进美国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些站出来劝美国人不要惊慌的人。也许你期望我现在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可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的多。”
这是不以中国人的良好意志为转移的。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后发者的强大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既然如此，留给中国公司腾挪的余地不可能很大，中海油的高调收购，让中国威胁论有了更加具体化的理由。
我们不必怨天尤人——政客从来不关心对错，真理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只是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的道路上必须慎之又慎，不能把身家性命寄托在国际化之上，寄托在别人的言行一致和良心发现上面。中国工商界尤其是政府更要纠正的认识是，中国经济的强大不是打造几十个跨国公司、几十个世界500强就能实现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依托中国市场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才是中国富强的经济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