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项改革范围的扩大和加深，我们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现在主要是企业管理处在负责大企业的管理，下一步随着企业的增加，我们会在管理模式和内部运作模式上进行一些调整，有可能再单独成立部门，也有可能在基层单位成立若干个分散的管理部门。

    《商务周刊》：新制度的实施需要企业怎么样的配合？哪些企业才能获得这些优惠措施？

    邹志武：客户协调员企业事先会和海关签订备忘录，把双方要做的工作以契约方式明确下来。这完全是企业自愿的，需要企业自己先提出申请。

    首先这种企业需要具备一定规模，第二是企业要守法经营，这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三要企业自身管理比较科学，符合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其实这三个条件本身就相互关联，如果一个企业一年出口上亿，首先规模很大，其次管理不会很混乱。在硬件方面，我们对企业的计算机配置和ERP管理也有要求，海关的系统要随时能够对企业进行检查。一般涉及到企业商业秘密的时候我们不会进去，但有些不行，比如加工贸易的耗料多少，我们要检查，但海关也有为企业保密的义务。而且，我们现在正越来越多地不仅仅依靠海关掌握的数据，还介入参考一些其他方面的数据，比如企业在国内税务部门有没有偷逃税，在银行有没有呆坏账记录，是不是比较正常的财务管理，甚至包括是否符合国家用工制度，是否有劳资纠纷等等。但这不是决定因素，而是海关综合评估的参考因素。

    必须强调的是，海关这样做不是照顾大企业。我们对所有企业都是一视同仁。对小企业来说只要资信好、自身管理规范、历史记录良好，口岸通过也是很方便的。我们只让大企业集中报关，不是不信任小企业，而是大企业可能一天都是上千票报关单据，小企业可能一天才报一票或几票，甚至几天才报一票，集中报关没有意义。我们还是“抓两头”，对大的管理规范的企业采取特殊监管，盯住高风险企业，大量的中间企业会有其他优惠措施。

    《商务周刊》：我们看到，新的监管通关模式使得加工贸易手续大大简化。而深圳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需要区域经济环境的优化，深圳海关在这方面是否有其他举措，与其他政府部门共同做深做细公共服务？

    邹志武：现在深圳海关和其他政府部门有一定的联动，但还没有建立一个共同的工作平台，也还没有定期开会或者定期分析的联合工作机制。但是，我们之前已经有信息的传递和共享，比如我们需要对企业有所了解的时候，就会去跟相关部门沟通，有时候从他们的网上寻找信息，有时候也会申请他们提供一些信息。反过来，如果其他政府部门想了解有关的企业信息，也会来找我们，我们也会提供给他们。

    《商务周刊》：您是一个强调观念转变的人。观念的转变从提出到真正来实施，其实是很难的。现在海关一方面要监管企业，另一方面又强调为企业服务，这是一种职能的转变，您在实际工作中对这种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有什么感受？

    邹志武：按照《公务员法》，海关是个特殊的公务员部门，因为它是个执法部门，有行政和刑事执法权。一般来讲，执法部门强调的是按规章制度和执法程序办事，依法行政，作为执法者不应该在思想上有太大的自由空间。但我的理解认为，执法者有严厉的法律规章制度在约束，有作业规范在要求，但不同理念会产生不同效率。首先，同样是执法，当你认识到这件工作的意义和没有认识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念始终要和国家大的形势和大的发展思路保持一致，要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和需求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积极地去做还是被动消极地去做，工作效果是不一样的；其次，我们国家还处在转型期，遇到的有些情况，对应的法律是滞后的，也有一些情况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下要解决问题，不管是管理者还是基层执行者，你的管理理念是先进的，就可能会主动想办法。当然这也要跟自己的权限相适应，但至少可以提出改革思路，向上级做积极建议。所以我们正在不断给大家培训，教给大家应该怎么做。

    《商务周刊》：2006年头10个月，深圳的外贸进出口总量就超过了2005年全年，并连续14年居全国大中城市榜首。作为第一线的管理者，您认为，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中心，这一增长速度和增长结构今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邹志武：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深圳不再强调高增长，而是强调产品质量和产业结构，质量要提高，结构要合理。国务院从2005年就提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问题，深圳今后的出路也在于加工贸易结构的不断调整。深圳的很多技术密集型企业其实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很多技术不是核心技术。如果从商品统计来说，他们的产品被列入了高新产品或者机电产品，但从加工过程来说，这些企业生产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初级型产品。因为深圳加工贸易量比较大，很多大进大出的数字并不是真正的一般贸易进出口。深圳海关在进出口环节掌握了大量比较真实的情况，我们也会给企业和政府提出建议。现在深圳市政府也在强调有约束的发展，不可能再大量兴建工厂。深圳要创造自己的品牌，把大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吸引过来，要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