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岷认为，金融资本虽然不一定能带来技术，但会带来很重要的公司治理经验。“中国企业最缺乏的就是一套内部治理规范。金融资本除了钱，还能帮助企业建立这套制度，因为这关系到它所投资金的安全。”他认为，从国外经验来看，一些富有经验的金融资本在产业整合方面的能力也远远高于产业资本。2005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1.27亿美元，而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和并购基金等金融资本一年在中国的投资额才20亿美元左右。谢岷认为，目前中国引入金融资本的空间还非常大。
从笼统看待外资到区别对待，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似乎正成为一种共识。但问题也不是这么简单。“金融资本也要加定语，要‘不控股’的金融资本，一控股又完了。”金履忠对记者强调。
这一对外资中金融资本进行再次细分的观点，同样是“现实中的代价”换来的。凯雷得手徐工之前，业界即有很多质疑——一家基金投资公司到底能给徐工集团带来什么？被迟早要退出的金融资本控股，会不会重蹈南孚电池的悲剧？（见本刊2004年第24期《徐工改制，捷径还是绝境？》一文 ）
1999年，正处在发展黄金时期的南孚与摩根士丹利等外资金融资本合资成立中国电池有限公司，中国电池掌握了南孚的绝对控股权。此后摩根士丹利等通过购买中国电池其他股东的股份，对南孚的控股达到72%。2003年8月，外方股东以1亿美元的价格将手中中国电池的股份出售给南孚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吉列由此兵不血刃的获得了大半个中国市场，南孚品牌成为吉列在中国的一枚棋子。
南孚一案是国内企业经由金融资本最终落入外资产业资本的经典案例，足以证明外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存在合谋的极大可能。而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外资金融资本的合作也证明，即使不被控股，外资金融资本与国内产业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磨合的困难和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
1993年4月，新加坡丰隆亚洲集团、高盛公司、美国国泰基金等国外金融资本与玉柴签约成立合资公司玉柴股份。1994年，外资股东把持有的玉柴股份注入玉柴国际在纽约证交所成功上市。玉柴国际赴纽约上市前，丰隆亚洲以将手中玉柴股份的资产另打包在纽约上市为要挟，提出在玉柴国际持有金股（具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份）的要求，并如愿以偿。
此后，手握金股的丰隆与玉柴之间开始博弈，双方在财务支出、新产品开发、员工福利、利润分配、国内上市、经营管理和发展战略等大小事务上的碰撞和摩擦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两方围绕企业经营控制权更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直到2005年4月，经过“极为艰辛复杂的过程”之后，中方才迫使丰隆有条件放弃了金股，解去了头顶上的“金箍咒”。
时任玉柴股份董事长王建明在一次会议上谈及与金融资本的合作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经历过的股东，在行业常识上的无知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双方理念的冲突和冲撞是剧烈的。如果企业面临这样的金融资本，涉及到持续发展的控制权力是绝不可让的。否则在一些风险面前，可能你被吃掉了，或者你被玩弄。”
控股类金融资本的目的在于差额套现，因此投机性带来的风险是并购基金等控股类金融资本最值得担心之处。这一点上，投资期长、能与被投资企业共存共荣的风险投资资本具有明显的优点。“我们是真正借助国际资本帮助国内企业扩大国际国内市场份额的投资者。”软银亚洲基金董事周志雄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描述为用国际资金支持国内企业去打败跨国公司，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意义，希望国家能看到这一点，相应制定不同的政策。”
周曾经投资于正深陷官司困境的网络游戏商盛大公司，并帮助其成功实现海外上市。作为一名以被投资企业上市为目的的风险投资家，周也强调自己与控股类的金融资本如并购基金的不同：并购基金需要控股，有很多盈利方式，比如把一个企业买过来之后分拆卖掉；而风险投资是小股东，盈利方式是通过把企业送上市之后退出，没有必要控制企业和行业，企业上市之后股权很分散，也不存在被控制的问题。
“我们是真正有动力支持企业管理层把企业做大，只有企业做大了，我才能退出盈利。”周志雄强调，“我们跟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风险投资的行业领域也很有限。阿尔卡特（中国）公司CEO刘江南认为，从新技术行业来说，风险投资的效应是产业资本不能比的，掌握技术的人加上风险资本，会催生新技术行业不断裂变；但由于风险投资追求高增长，很多行业他们都不会有兴趣。
“解决根本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赶紧放开民营金融业，让民营资本发展起来。”郭励弘认为，目前外资在中国得到的是比国民待遇更高的待遇，而民营资本得到的却是比国民待遇更低的待遇，造成了现在外资大量引进而民营资本受压制的局面。他说：“怕就怕一个产业里一家民营企业都没有，到那时候就是个政治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