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说的经济安全不是把别人打走，不让别人进来。外资进来是好事，应该欢迎，问题是能不能参照这种环境也给中国企业支持、扶持，让中国企业也参与竞争。我们在今年的提案中重点也强调要坚持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观，我们坚持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明确产业战略，但并不代表我们对于外资进入或者全球化进程的排斥，也不代表民族本位思想的抬头。
《商务周刊》：那么，在国家经济安全上泛政治化的不良影响是什么？
王巍：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和目前中国的现状，我们把商业问题过多政治化。本来我们谈经济安全，属于商业问题，但总被人上升到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这样往往被人利用。你可能注意到我们的观点总被人误读，作为保护国有企业和划分权力的借口。拿经济安全来巩固自己的垄断，这完全不是我们强调的，所以我不厌其烦地谈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全球化下的经济安全，是拥抱全球化的安全，不是隔绝，故步自封。
在经历了这两年热热闹闹的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和美国凯雷集团收购中国徐工集团等事件后，国家经济安全一下子成为时尚词汇。各方面立即都有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仿佛并不需要厘清概念在先。不仅如此，就连国家几个部委联合出台的相关法律也是在没有定义的基础上就以公众的名义要求赋予其法定权力。显然，在这种群情激昂的环境下，国家经济安全被轻易地提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层面。
这种泛政治化的不良影响是：一、这样会巩固计划经济，巩固政府不当管制，巩固垄断权力。因为问题一旦被政治化，政府就希望通过权力进行管理，而这增加了有关部门设租的可能。二、影响合理的产业布局。如果把经济安全问题政治化，会凝固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国家产业格局，有可能阻碍和迟缓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国家产业格局。你动不动就保护，本来按照市场规律是要被淘汰的，结果因为你的保护又多活几年，本来竞争很充分，一旦泛政治化就有可能扼杀竞争，破坏产业竞争能力。三、动辄把经济安全政治化，会延缓法治化的进程。因为动辄就想要政府下文，不想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四、影响国际形象。中国既然加入了WTO，作为技巧可以不断谈国家经济安全，但是如果政府不断拿这些东西泛政治化，在国家交往中会让人感到政府干预过多，而且会不透明。
《商务周刊》：去年的提案就已经在建议成立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今年的提案再次提到了这一咨询审查机构，在你们的设想中，这一机构的性质和职能怎样？
王巍：在2006年修订的与外国投资有关的并购等政策规章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经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视，并在具体外资并购案件的审查中得到了反映。但这些政策规章的系统性安排不足，透明度不够，也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安排。这可能导致在执行中存在一些或推诿责任、或争抢解释与审批权的现象，影响审批质量和效率，增大交易成本，也影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国家经济安全关乎一国未来的国际经济地位，如果将国家经济安全这一战略问题的重要制度设计和主要政策管理权下移，必然会因为行政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博弈而难以完成系统构建，更难以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部门具体管理中，在确定涉及“战略性、敏感性”产业的企业清单时可能存在设租行为，潜藏着道德风险，将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引发社会抱怨。有时甚至可能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由扩大监管范围，维持不合理垄断格局，影响市场公平竞争。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提案中，再次明确建议要尽快成立吸纳行会等民间组织参加的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这一机构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商会及民间机构等各方面代表组成。由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每年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立法与执法、利用外资情况进行安全与效益评价，重要评价结果要向“两会”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定期评价其他国家的外资政策，提出应对措施和对等的经济贸易政策建议，并发布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及重大案例的跟踪、评估报告和预警指标。
《商务周刊》：一提到国家经济安全话题，有人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不需要民间的参与。但在建议成立的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中，您一直重点强调要吸收民间组织参与到这个机构中来，您认为有哪些必要性？
王巍：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一谈到经济安全总认为是政治问题，“上纲上线”。其实在我看来，经济安全本质是商业的权衡，一定不要把经济安全认为仅是政府考虑的事情，必须有民间的声音和民间的参与。
我们在提案里也重点强调了这一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除了政府之外，市场也应享有发言权。充分发挥现有行业协会、商会在维护行业发展方面的积极与重要作用，积极培育中介组织，是吸纳市场智慧、发扬民主法治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政府部门公正监管的有效形式。因此，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与执行中，使市场的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种形式与途径积极参与，对于防止政府部门之间的歧见和利益冲突，提高决策的公正性和监管的透明度，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中国不是没有审查机制，但是我们过去的审查规则淹没在各个部委的灰色地带中了，都变成建立在部门和地方局部利益格局上的考虑了，甚至演化成为某种寻租的方式。我们的审查很容易不透明、不公开，沦为表面审查，实际上是没有战略原则，没有公开的规则。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审查机制公开化、透明化，让大家参与。我认为，我们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解释不要由精英人士去解释，也不是政府有关部门做有利于自己部门利益的解释，而是应该有程序化、公开化的解释，应该让业界、中国企业家和民间力量都有发言权。
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不是一天内就能实现的，也不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不断的磨合。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心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民间也要关心。民间的产业界，和产业安全相关的企业家，所有消费者都应该关心这一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人大作为立法机构更应该发挥作用。我们不是在倡导口号、制造概念，我们不希望国家经济安全变成一种工具被人利用来阻挡外资进来，不希望国家经济安全变成保守势力的代言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公开化、法治化的平台，让老百姓都能够介入，关注中国经济如何在跟全球接轨的过程中安全地融入到全球大舞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推动中国本土企业的正常发展，维护中国正当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