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的策略性选择
其一，中国的经济安全必须在全球化当中才能安全，如果经济不全球化，它根本不可能安全，中国的经济是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安全，而不是封闭的、排斥外资的安全；其二，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建立起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而不是放之不管
我们坚持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明确产业战略，但并不代表我们对于外资进入或者全球化进程的排斥，也不代表民族本位思想的抬头
在2006年修订的与外国投资有关的并购等政策规章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经受到了重视，但这些政策规章的系统性安排不足，透明度不够，也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衡安排。这可能导致在执行中存在一些或推诿责任、或争抢解释与审批权的现象，影响审批质量和效率，增大交易成本，也影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要尽快成立吸纳行会等民间组织参加的国家经济安全咨询委员会，这一机构由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和行业协会商会及民间机构等各方面代表组成，防止政府部门之间的歧见和利益冲突，提高决策的公正性和监管的透明度。
坐在位于长安街上的长安大厦办公室里，王巍面对记者，谈得更多的并不是并购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宏大而敏感的话题——国家经济安全。中国这位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并购专家正在转变着纯粹商人的角色，把目光由经商转向一个全新的领域。
除了万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外，王巍还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去年“两会”上，由王巍主要执笔的全国工商联提案《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建议》使得外资并购和国家经济安全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今年“两会”上，并购公会再次通过全国工商联提交了《关于建立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提案》。围绕相关问题，3月26日，《商务周刊》记者采访了王巍。
《商务周刊》：最近两年，国家经济安全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您最早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
王巍：我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了。因为一直研究全球并购，我看到国际上一次大的并购案往往涉及上千亿美元，一个并购所需要的资金量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总量，比如当年华纳收购美国在线，涉及并购金额3800亿美金，相当于两个菲律宾的GDP。而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埋头内部改革，对外资并购研究很少。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国外都在虎视眈眈看着中国，所以那时候我们希望提出预警，警惕由于大规模的并购导致国家经济风险。
2001年，当时我们在筹备“中国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在“全球并购研究中心”开幕式上主要谈的就是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当时我们预感到，中国没有经济方面的防卫措施，没有《反垄断法》，而且入关后对中国的资本冲击会很大，我们要采取预防措施。当时我们提出要注意威胁，同时要建立一个安全审查机构。
“全球并购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包括我们多年来一直出版的《并购白皮书》和连续三次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以及连续两年在“两会”上提出我们的建议。这些都是为了考虑如何在全球并购大背景下能够一方面吸收外资，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本土的并购整合帮助中国的经济崛起，建立经济基础。
所以，国家经济安全话题并不是从这两年才开始出现的，而只是今天大家都开始关注了，成了焦点话题和主流话题。
《商务周刊》：你们连续两年在“两会”上提出相关建议，起到了哪些正面意义？
王巍：我们的提案在社会上的反响很大。以去年的建议为例，我认为推进了三大进步，一是我们的提案让全社会开始关注和讨论国家经济安全，使得国家经济安全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词汇；二是提案的确使得很多收购案例，包括徐工、苏泊尔，进一步成为焦点，我们的提案里也提到类似的情况应该由行业协会来解决和协调，政府不要再过分干预了，事实上也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三是原来对并购进行管理的是商务部，但一直存在不透明和暗箱操作，提案后，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变。2006年8月25日，商务部等六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我们注意到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个部门，这是好事，政府部门间出现了博弈。
《商务周刊》：在每次提到国家经济安全的时候，您总是在强调全球化这一前提，为什么？
王巍：去年年底，我在巴黎参加世界经合组织（OECD）会议时，各个国家的代表都在谈经济安全，我注意到经济安全不是中国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保护本国产业的策略性选择。我还认为中国人谈经济安全与西方谈经济安全不一样，全球谈经济安全，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全球与本土利益有个权衡。经济安全在西方就是一个经济权衡的手段。
2006年，我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提案》，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让我遗憾的是，很多人误解了我们，认为我们是拿国家经济安全反对改革开放。有些不了解的人甚至把我们提倡的国家经济安全误认为是极“左”的理论。所以我会不厌其烦地强调我们的前提是全球化。
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本人更是全球化主义者，我希望通过全球的经济洗牌重新配置资源，能够把中国的国内经济迅速提升到国际水准，这是个主流。外资来是受欢迎的，而且好的外资、与本土经济一起成长起来的外资更是应该鼓励的。我反对用本土主义来反对外资。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安全必须在全球化当中才能安全，如果经济不全球化，它根本不可能安全，中国的经济是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实现的安全，而不是封闭的、排斥外资的安全；其二，中国本土企业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政府在扶持本土企业方面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让全球化给中国本土企业成长的冲击成本最小。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建立起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能力，而不是放之不管，任外资在中国攻城略地。表面上一视同仁的所谓政策公平，实际上断送了好多中国本土企业的大好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