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行业通常的专利使用费是5%-8%，中国的DVD创造了世界之最。”柴海涛指出，粗放型的增长造成国际贸易摩擦不断。近年来，美国337条款针对中国企业发动了42宗，占所有调查的16%左右，而中国的出口在全球的比例只有6%。
“一方面中国企业缺少技术创新；另一个方面，对跨国企业的专利战略根本不了解，没有招架之力。”柴海涛指出，中国经济对外贸依存度达到80%，出口结构虽然有所改进，但新型出口主力越发受制于知识产权问题。如何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规制，是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作为研究知识产权保护20多年的资深学者，刘春田正在率领一个由国家商务部、知识产权局以及有关学者组成的团队，负责国务院自主创新战略办公室委托的课题《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滥用问题研究》。“之前和同期进行的知识产权课题都是研究如何保护，这个课题则是就保护和滥用问题一起进行研究。”刘春田透露，该课题将在今年10月左右上报有关部门。
“国际社会就是遵循虎狼秩序，山林规则。”刘春田指出，国际舞台上谁有技术优势，谁就有经济优势，其军事力量也足够强大，伴随而来的是其强势的法律文化，强势者凭借对国际法律条文的熟悉，建立起有利本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世贸组织协定更有利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其加速了贫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这是一定的。”刘春田认为，知识产权协定实际上就是一个分配利益的方案，没有所谓的道义可言。
“对知识产权滥用规制最严厉的美国，也是知识产权保护最充分的国家。这之间并不矛盾。”王先林也指出，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知识产权建设始终围绕着强调保护进行，而实际上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越是保护力度大，越是强调反垄断和反滥用这另外一个平衡的方面。美国早在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就被称为“游荡在每一个大公司总裁办公室里的精灵”。
“《反垄断法》的出台和现有竞争法体系的修改很有必要。”王先林着重指出，“这些修改不是针对跨国企业，而是我们自身法律体系的完善。”
创新战略重重考验
不过，中国竞争法体系的调试依然面临“中国特色”问题的考验。一位业内人士向《商务周刊》指出，中国知识产权法系中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分别归于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新闻出版署执行。三个法律的修订权也在三个部门。
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内部草拟了一个《专利法》的修订草稿。虽然内容仍处于保密阶段，但接近该草稿的专家透露，其前瞻性较强，但实际操作性较差。
“法律的修改启动点太低，必然会造成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和与民争利。”这位人士进一步指出，即使不存在部门利益问题，因为部门立法者的视野和专业立法技术有限，很难做到几个法律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和民法基本原则的平衡。
此前曾有传闻称，国家知识产权局有意通过这次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将商标、专利、著作权以及商业秘密的管理权集中到自己门下。而知识产权局也因此将上调一级，成为正部级的知识产权部。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把一个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单独作为一个部，印度甚至只是商务部下的一个办公室在运作。”接近国家知识产权局但对此扩权思路持反对意见的一位专家告诉《商务周刊》。
“商标、专利都是属于申请人的财产权，管理部门只不过根据法律规定予以确认，而现在很多管理部门还是把自己当成主管部门，把私权视为国家授予。”刘春田认为，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创新的关键问题，他指出：“知识创新不取决于你的管理，而是依赖创新主体的创造。”
2005年，中央直属大型国有企业共实现利润6413亿元人民币，超过全国国有企业利润的七成。但作为理论上的申请专利大户，据本刊了解，这些企业去年申请专利只有2200多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华为一家申请专利就达4000多件。而在美国，前十大申请专利企业申请数额占据了全部专利数额的10%以上。
“任何一个国家，小企业对知识产权大多无暇顾及，都是大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在中国，还远远不够。”国家知识产权局研究中心魏衍亮博士说。
2005年，国内申请发明专利共17万件，从绝对数量上比美国还要多出6.6万件。但深入分析专利构成，魏衍亮发现，这些专利中有46%来自于国外企业的申请。而剩下的54%中，有1/3是个人申请，另有1/3是三资企业，只有1/3是属于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民营企业申请。
尽管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但外国竞争对手的大网已经撒来。在中国升级竞争法系的同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6月23日宣布，该署将设立新的知识产权办公室。施瓦布称，美国将大力督促中国兑现在两国贸易上的承诺，与此同时，美国还收紧了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
“我们已经多次就法律条文的意见进行了汇总，并呈报给有关部门。”代表美国在华企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浦乐伯告诉《商务周刊》，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然是美国商人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影响两国贸易和技术合作的最大因素。对于《反垄断法》以及知识产权法体系的修改，他们同样非常关注。
7月17日，一个由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的反垄断论坛在北京举行。北京市律师协会反不正当竞争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未名律师事务所主任吴维丁向本刊透露，有3家欧美商会组织对此次论坛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希望就并购、垄断行为认定同与会者进行交流。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为本国利益发一件强制许可。充分的保护和有效地禁止滥用，缺一不可，任何权利的主张都一定有潜在的义务。”刘春田指出，中国应该用好知识产权保护这张牌，不能一直受制于人。
“另外一个知识产权体系是可能的。”他说，“因为，知识产权同样需要考虑中国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