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制度不会让那些来新加坡的企业觉得上市很难，同时对股民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有数据表明，自2003年起，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显著增加，新加坡正在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通道之一。
2003-2005年，分别有23家、34家和25家中国内地企业到新加坡上市，分别占当年新上市企业的26%、41%和37%。今年头4个月，又有9家中国内地企业赴新上市，占同期IPO企业的41%。到目前为止，在新交所挂牌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已经超过100家，市值达到250亿新币（人民币1250亿元）。
这些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被新加坡投资者们称为“龙筹股”。它们往往交易十分活跃，平均换手率达到100%-300%，是新加坡本地股票的1-3倍。新加坡投资者对“龙筹股”的偏爱，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股票浓缩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投资者带来很好的回报；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对中国发展的信心。
因此，不少“龙筹股”也借助于新加坡的市场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比如中远投资（新加坡），它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在新交所旗舰，最近几年中远逐渐将集团旗下的修船业务整合到该家上市公司里，其市值从2001年的1亿新元猛增至目前的接近31亿新元（合人民币155亿元），并且在2004年3月正式成为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和英国伦敦金融时报亚太指数的成分股，后来又成为摩根斯坦利指数成分股，备受国际投资者的注目。
不过，对于越来越多慕名而去的中国内地企业来说，刚刚落幕的“中航油事件”，也是不远的殷鉴。为此，《商务周刊》就新加坡股市的公司治理监管和上市经验，采访了新加坡交易所高级副总裁兼上市部主任黄良颖。
规则约束不了想违法的人
《商务周刊》：“中航油事件”现在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这一事件体现出中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的不完善，以及在信息披露和关联交易方面的问题，新交所是否就此做过一些反思吗？
黄良颖：这个事件不光对我们交易所，对所有上市公司和即将来新加坡上市的公司，都具有非常大的教育作用。它让我们深切感到，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手段。我们希望所有的董事们和上市公司管理层都加强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责任。从我们新交所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也向上市企业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我们监管当局不会忽视任何犯规的行为，任何在新交所上市的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如果有违法的行为，都将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非常高兴的一点是，中航油的母公司在事件发生后，也非常积极地支持子公司的执行人员跟我们相关当局，包括交易所开展密切的合作，落实法律责任。
《商务周刊》：中航油事件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新交所的规则可以约束中航油（新加坡），却无法约束其母公司中航油集团及其出资人。两国法律体系有所不同，但对中国国有上市公司来讲，又很难避免一些来自关联方的行政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如何跟中国方面形成一个有效的工作机制？
黄良颖：根据新加坡的《公司法》，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是非常独立的，他们必须对公司本身负责。虽然可能包括大股东和其他你提到的机构对他们会产生影响，但董事会本身必须对所有股东负责，起着非常独立的监管责任。所以，这个事件同时强调，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你必须要全面了解自身在法律上的职责，你是一个独立的信托人，必须对所有股东负责，而不单听令于某个大股东或者哪方人士的指令。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有工作上的交流，但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的规则。中航油事件发生后,中国国资委也非常赞同我们的立场：就是一家公司如果把子公司在国外上市的话，他应该遵守国外的规则，包括国内母公司也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这个事件双方政府机构合作得很好，现在中航油股票也重新上市了。
我们不能以一个事件看整个中国公司，我们有义务帮助中国公司提高公司治理，但不是说我们对中国公司有偏见。其实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一间公司身上，就像当年的巴林银行事件一样。
《商务周刊》：应该说，陈久霖最开始的损失并没有一下就达到5亿美元，而是一拖再拖，这当中有许多决策失误，包括媒体报道的，母公司先顶住某些压力让其资金去“补库”，希望有朝一日能很快翻本，这过程当中为什么信息没有被披露出来？
黄良颖：确实，信息披露这个原则在中航油事件上没有完全被遵守。我们每一季都需要上市公司披露他们的财务状况，但是在这3个月里，公司应该自己检讨说有什么事情会影响股市，赚钱很多也好，签订大的合同也好，亏了钱也好，你不能等到出季报的时候才披露，这些在规则里都写得非常清楚。可是话说回来，规则可以有那么多，但如果是有意违规，再多的规则也没用。
对中国企业更宽还是更严
《商务周刊》：中航油事件以后，很多人担心会影响中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但从目前看，这种担心没有发生。
黄良颖：中航油事件没有影响到中国企业来新加坡上市。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家中国企业在新交所上市，是增长趋势。我们现在通过跟当地省政府签订合作备忘录的方式，把新交所上市的信息更好地传达给当地企业，吸引更多企业来上市。从一些省份很乐意跟我们签署合作备忘录来看，内地企业来上市的兴趣并没有减弱。目前我们已经跟浙江、山东和江苏等地方进行了这样的合作。
《商务周刊》：按照新交所的规则，上市公司出了问题后如何惩罚？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执行了全球资本市场中最严格的萨奥法案（SOX法案），有从严的趋势，而新交所为了吸引更多企业来上市，会不会是从宽的？
黄良颖：首先，如果我们检查发现违规，轻则好像骂你一顿，重则暂停你的股权交易。一些披露延迟的，我们也会提出警告。
我们在设立这些法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怎么吸引更多国外公司包括中国公司到新交所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这些法规如何让这个市场有好的规模，有好的制度，让企业觉得来新加坡有一个好的环境。这中间有一个平衡。总体来看，不能让那些来新加坡上市的企业觉得上市很难，同时对股民也要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其次，不能说我们的环境是从宽的。我曾参与过新加坡治理委员会出台的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制订时研究了全球治理方面的制度，它的出台是放在国际平台上面的。当然我们也知道本地可能有一些特定的因素，比方说你企业由于规模太小不能达到要求的话，你要给股民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在原则上已经有一些类似萨奥法案所要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全部拿过来用，我们还会参考英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做法。我想说，新加坡公司治理水平跟国际一样，当然美国可能遇到一些难题，更严厉一些，成本高了，但是我们跟香港、伦敦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我们把这些条例适用于我们的上市公司和环境。
《商务周刊》：中国100多家新交所上市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70%-80％。这些企业可能不会像中航油那样存在母子公司和国资委三方关系问题，但是他们普遍规模较小，而且私人色彩浓重，你认为他们在公司治理方面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黄良颖：民营企业本身对公司治理不熟悉，因为他们一贯都是自己管。但是他们在整个上市的准备期间，他们的财务、法律顾问会跟他们提起这些：在售股书披露的时候要说明你的股权结构，还有公司如果存在关联关系，以后有什么措施来预防，出了问题怎么处理。经历这个过程后，他们应该吸收到基本的规则，接下来我们还有公司治理课程教他们，不仅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在新加坡每年也有两次。此外，我们新交所每季都有一个欢迎会，欢迎在内地上市的公司到我们交易所来，我们给他们介绍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有什么责任。
有意思的是，这些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无形中已经形成一个板块，他们联络网之间也容易互相学习，毕竟那些已经在新交所上市的公司会带给他们影响。现在，他们在新加坡还自发组成一个“中国上市企业协会”，他们对保护中国企业境外形象非常关心，内部交流也很频繁。
《商务周刊》：新加坡目前的市场一共可以提供多少资金，为什么对中国企业如此关注？
黄良颖：新加坡可用来投资的基金就有6000亿新币。但是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如果没有外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的话，这些钱一大部分是要投到国外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