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欣代理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同样是个无利可图的活。“这类案子有个惯例，都是结案后根据赔付比例收取律师费，如果事前收就没人找你做了。”宋一欣介绍，“可是事前要做调查研究，有相当投入，而这类案子判得非常慢，大多在两年以上，像圣方科技的案子，从2002年上诉到现在还没有全部赔偿。”
但作为一家律所的合伙人，挣钱不只是养家糊口，更是对律所和员工的责任。“好在其他合伙人比较谅解。”浦志强并不愿意把困难挂在嘴边，但他现在也在思考，如何探索一个更好的商业模式，让更多的律师参与到维权的行列中来。
“我们有法律援助制度，要求每个律所和律师每年做一定数量的公益案件，但国家给的补助太少，律师和律所都把它当指标去敷衍，没有机制保障他们认真办案。”浦志强介绍说，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有很多民间社团、基金会为此游说募款，给打公益官司的民权律师提供经费。
维护弱者利益的案子之所以难做，是因为这类案子往往侵犯少数大利益集团的利益。谩骂、威胁、收买、离间，严义明说他都碰上过。“曾经有两个彪形大汉跟踪我，事后才知道是两个十项全能的选手。”严说，金钱利诱、请他做公司法律顾问的就更多了。最近严义明正在进行的一个案子中，他还隐约觉察到自己请来的一名会计人员有点不对劲——这样的事情他也并不是第一次碰到了。
为坚持自己的事业，严义明还不得不离开和其他合伙人一同创立的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因为他的工作已经与锦天城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产生了冲突。
离开锦天城对严义明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他足足考虑了两年。“我和其他合伙人这么多年感情一直不错，和事业伙伴的分离，这种痛苦不亚于离婚。”严表示，“而且我走的时候一分钱没有带走，我也会失落。同时我还要担心，我原来的客户和潜在的客户，在我离开锦天城这棵大树后，还能不能继续合作？我另立门户能不能做得下去？”
2005年4月，严义明律师事务所开业。严向《商务周刊》表示，他现在做维权和商业性案件的比例是1：2，而原来可能是一半对一半。他解释说：“现在律所刚起步，开销大，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想把基础夯实了，过两年再把精力转过来。”
浦志强自称从来没有人威胁收买过他。“可能是我本身比较强势吧。”浦笑道，但他也还是透露了孤独的心迹，“做好事非常难，比做坏事难多了”。
即使身处不同的领域，宋一欣对此也颇有感触，“这次律师团能够一呼百应，是因为这两年做证券维权都太孤独了。”
宋一欣和浦志强维权的领域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是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已显落后的新问题。而作为推动法律体系完善的先行者，注定是孤独的。
宋一欣介绍，2002年之前，司法并不受理证券民事赔偿诉讼，2002年和2003年先后出台了一个通知和司法解释，此类案件才终于可以通过司法立案。此后出现了一个诉讼的高峰。但好景不长，2004年之后，诉讼的热潮很快沉寂下去，新立案非常少。“除了几个手里案子还没结的律师，大家都不做了。”宋说。
关于其中的原因，宋一欣认为，“要是法院对这类诉讼久拖不立、久立不审、久审不判、久判不执行，投资者的信心出现了问题。”在他自己代理的案件中，圣方科技、大庆联谊等案子拖了四五年还没有结。
“科龙案子出来后，因为案子影响大，牵涉股民多，我们几个律师都很激动，以为终于又能做点事情了。”4月10日，宋一欣拟定了律师团的《行动宣言》，投给10多家媒体，并把它挂在自己的博客里。为应答广大股民的疑问，宋一欣还专门安排了律所两三个人接电话。
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电话寥寥无几，应该最热闹的第一周才接了几十个询问电话。“这次科龙维权的规模没原来想象的大。”宋有点失望，他不认为是因为媒体宣传不到位，“还是投资者信心不足，很多人还在观望。”
平衡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促使民权律师们像堂吉坷德一样在寂寞中独行？浦志强解释说，他是真的被法律体现出来的平衡公正之美所吸引。
浦志强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尝试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来打官司的律师。早在《中国农民调查》案中，他就以参照美国沙利文诉《纽约时报》的案例，来维护公民对政府官员批评的权利。而在余秋雨诉肖夏林以及此后的系列名誉侵权案中，浦志强引入了名人是“公共人物”，起诉侵权须行为构成实际恶意等原则。
1964年的美国沙利文案中，布坎南大法官里程碑式的判决书振聋发聩：正如麦迪逊所言，“检查言论的权利是人民对政府的权利，而不是政府对人民的权力”，“在自由辩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所以，“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如果仅是事实错误，并不得抑制言论自由”。
“我深深地为这些理念所吸引，所打动，所以我才会在实践中引入这些概念和原则。”浦志强说。他希望这些理念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并最终为法庭接受，变成保护舆论批评“自由空间”的守护神。在浦志强《中国农民调查》案的法庭陈词中，他的痴迷令听者感慨：“本案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式‘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的一个案例，它甚至满足了成为一起世纪审判所需要的所有条件……”
严义明则至今还记得他律师生涯代理的第一起案子，是为一位农民工做无罪辩护。做了10多年成功的商业律师，业务收入在上海滩同行里至少能排进前20名，扭过头来，严义明又站到了最初的位置，为弱者的利益而辩。作为社会精英，把弱者的权利看得如此重，严义明有着特殊的情节。他小时候因为成分不好经常受欺负，关于这段历史他并不愿多说，但无疑对他影响巨大。
他说：“我深切的感受到，要给弱者讲道理的机会和场合。”
维权律师也正在成为改变利益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不对称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他们还希望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平衡的社会生态。律师团在媒体出现后，宋一欣遭受了许多质疑，最多的批评就是“炒作”。“我不反对炒作，我把它作为信息时代的信息化维权。”宋一欣向记者表示，“这是一个信息化时代，而股民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怎么才能让股民知道哪个律师愿意代理？必须联合媒体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严义明、浦志强的观点与宋完全一致——媒体是维权需要引进的一种战略合作者。
每次开庭和案情进展，浦志强都会通过邮件发给记者，这份群发名单的Email地址往往比正文长很多。浦志强不认为引入媒体会干涉司法独立性，影响司法公正。他说：“我对资源的调动是对公权力、金钱、人脉这些影响因素的抗衡，司法如果能不受那些因素的影响，也可以不受媒体的影响。”
严义明的战略合作者包括媒体、专家、会计师以及作为“深喉”的上市公司内部高管。除了这些外部力量，浦志强在奥美定的案子中还尝试让受害者自治，加强她们自身的力量。浦说：“这些受害者都是女性，很多涉及隐私问题。她们可能跟我一个大老爷们、跟不是受害者的人不能敞开心扉，却可以相互倾诉和倾听，弱者同样可以帮助他人。”
章惠告诉记者，目前奥美定受害者已经建立了3个QQ群，参加的有全国各地300多人。由香港一位受害者出资，很多受害者参与的网站本月末也要开通了。
浦志强还为受害者群体介绍了做女性研究的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下一步还希望能引进一些社会基金，用社会力量为她们疗伤。“这是个社会问题，我们这个社会要对她们负责。”浦志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