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规划就是在一系列与产业、宏观经济环境、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相关的一系列复杂因素和指标中找到恒定值，作为确定该城市规划的最基本指标
● 越是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剧变期，越是迫切需要一种稳健的城市规划。明确的城市定位和完善的城市规划将使一个城市在未来数十年受益
● 从国外经验来看，花园城市并不等于宜居城市，现在中国的大小城市都存在着牺牲民宅扩建绿地的现象，有时甚至因为兴建绿地而大规模迁徙，这种规划显然是不可取的
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这句名言并不适合现在的中国城市。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把自己的城市称为大工地，韦尔奇则在中国之行后问簇拥在身边的中国企业家崇拜者：“你们知道你们中国的国花是什么吗？——是塔吊。”
目前有超过180个中国城市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这些城市，大兴土木已经持续了至少10年时间。然而，大多数中国城市在朝令夕改、摇摆不定的规划中步入了不确定的未来；绿地、花园、模样雷同的高层建筑、大马路、大广场，正成为中国城市的共同标签，地域特性荡然无存。
4月1日国家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指出，在城市规划编制过程中，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公众参与实际规划。“这有助于中国城市回归其原本特质。”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高毅存指出，“理想的状况是，不同区域的城市经过系统规划后，显示出城市性格的差异。”
4月24日，北京市对天安门、长安街等重点地区的重新规划开始征集方案。并将在6月底形成初步设计结果。北京市希望通过此次重新规划，凸显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气质。
“关键问题是，城市规划如何既反映时代和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又保持历史的持续性，这样才能谈得上城市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高毅存说。
高毅存先后获得美国科达荷大学建筑学硕士、俄亥俄州大学城市规划学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通过的第二天，他就飞回北京接受2008奥申委聘任，担任工程规划处处长，负责奥运场馆的规划。申奥成功后，高毅存担任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专注于大城市的总体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领域。针对北京日益显现的大城市病，高毅存提出了建设北京“双都心”的设想，即“北京旧城主要保留文化中心与旅游中心的功能，保护北京旧城平缓棋盘式格局，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城博物馆”，“将产业与经济建设逐步向东南挪动，在通州甚至更远的廊坊一带形成新的都心，逐渐把老北京的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教育中心和其他城市功能移到这个新都心”。
针对千年古都北京城的未来，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规划思路，4月30日，《商务周刊》采访了担任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一职的高毅存博士。
《商务周刊》：北京市政府刚刚发布了重新规划天安门、长安街等重点地区的消息，您对这次重新规划如何评价？这是否说明规划方案的频繁变动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必然产物？
高毅存：城市化加速发展带动城市规划变得活跃，这是肯定的。但城市发展的总体预测或者大致方案，却是不宜时常变动的，而城市规划的微观科目，即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变化则可以是经常的。
虽然我并不具体了解天安门、长安街地区重新规划的细节，但这种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到的具体用地情况、建筑密度、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都有明确的指标体系。我认为，当城市的实际发展情况发生变化时，规划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以更加符合实际需求和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自参与的奥运会场馆规划，从2001年立项至今，规划变更了很多次，从重新设计，到场馆的集体瘦身，再到与周围生态环境的重新规划，每一次规划变更，无疑是在应和2008年奥运会绿色与和谐的主题，并在一次次规划中贴近北京的实际情况。
然而，整体的城市规划毕竟不同。1950年，梁思成与另一位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先生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份著名的“梁陈方案”建议，在北起圆明园，南至丰台、公主坟至月坛之间的北京西郊，开辟新的行政中心，这样，北京古城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完整的保留，并且北京可以形成旧城、商务区、行政区三个完整的中心，也更能体现北京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
但是这个方案被政府否定了，北京也一度被赋予更多的经济中心的功能。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北京已经明确定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和政治中心，新的城市定位势必产生新的城市规划。
《商务周刊》：但中国城市的定位和规划方案很容易因为政府的换届而频繁变更。我注意到在您2004年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化》一书中也提及，城市发展加速，我们应该慎重地借鉴欧美等国家城市的经验，保持城市
发展的延续性。
高毅存：明确的城市定位和完善的城市规划可能使该城市在未来数十年受益。以英国为例，1946年通过“新城法”(The New Town Art)后，该国政府就倡导新城发展规划与经济发展同步。从1946年至1950年建立的第一代14个新城，到1955年时以坎伯诺尔德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城，再到以密尔顿·凯恩斯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城，尽管三代新城所建的历史阶段不同，但这些新城在规划中的共同特质是：从市内任何一处到另一处都拥有迅速、自由、直达的交通；具有多层次的工作和人口结构，以解决社会平衡的问题；展现当地社会和城市的魅力；并且主张在开放式的布局中，为生活和就业带来多种多样的机会。
因为英国每个新城规划均有市民参与，其规划也更具灵活性。事实证明，从1950年开始至1980年代，英国经济增长并不乐观，但其稳定的就业率以及社会整体的进步，与这种稳定而完善的城市规划不无关系。
还有一个例子是澳门，澳门是在三次产业大转型中完成城市规划的。第一次是1557年到1640年间，当时澳门经济增长来自于东西方贸易周转。1800年左右，鸦片走私贸易和苦力贸易曾成为澳门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博彩业也开始在澳门出现，并在50年后成为澳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产业变动中，澳门的定位逐渐清晰为“周转旅行港”，并且在19世纪末建设了大量的度假酒店，配合博彩业成为城市的主体。这样，不管未来产业如何变动，其地理和经济优势中最基本的特质不变，这就是其城市规划中的持续性。
其实，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亚洲，所有的城市规划都是共通的。就是在一系列与产业、宏观经济环境、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相关的复杂因素和指标中找到恒定值，为该城市规划确定最基本的指标。
或许你会怀疑，那些城市规划中恒定因素是否的确在中国城市中存在。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因为缺乏准确定位而迷失自己，城市规划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但是要知道，越是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剧变期，越是迫切需要一种稳健的城市规划。
北京等大型城市发展的进程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农村人口向城市拥挤，造成了城市规模的膨胀，生态环境得不到补偿——现在的城市发展是由内向外的膨胀式增长。从中心城到二环、三环，现在已经超出了六环。城市“大饼症”的诞生，使得核心城市规划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城市真正的承受力与长远规划冲突时，我们需要对城市规划进行重新认识。
《商务周刊》：那么如何才能诞生一个有效的城市规划方案，使得城市在未来发展中受益？
高毅存：首先我要说，城市规划师并不是预言家，但城市规划的确要考虑城市未来发展的因素，并且要统观城市发展的大局。广州不能脱离珠三角地域的整体经济战略，南京则需要在长江经济带中寻找自己的地理特点和优势。城市是每个经济区域中的棋子，规划师就是使该棋子在这盘棋局中发挥作用，并且预计可能要走的下一步棋。
其次，规划很重要的一点是以人为本的原则。欧美的城市规划中有很重要的听证会制度，中国的听证会制度还很薄弱，现在的规划方案基本上是专家论证，政府直接拍板的程序。但是，政府作为决策者，其规划方案有时并不能完全与城市的实际结合，这就难免会使规划方案服务于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很难接受城市发展的检验。
再者，现在的城市规划已经纳入了生态因素，但我们并不能一味地追求生态和绿地指标。100多年前，英国建筑规划师爱布尼·哈罗德和托马斯·莫尔提出了“花园城市”的设想，花园城市随后在欧美等国实践，曾一度被认为是最适宜人们居住的梦想城市。但是现有的城市中，尤其中国的大小城市都存在着牺牲民宅扩建绿地的现象，有时甚至因为兴建绿地而大规模迁徙，这种规划显然是不可取的。从国外经验来看，花园城市并不等于宜居城市，以人为本的规划方案才能使城市从中长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