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隆和晋源泰在山西平遥的成立，尽管一时还难以看到复活山西票号的前景，但这些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已经从政府大手中游入“放生池”。即使仍然遭遇“春寒料峭”的苦境，却也或多或少继承了票号创始人雷履泰“草根精神”的基因。
“……‘现在是果树施肥、备药的关键时期，但农村信用社到年关只收款、不放款。听说平遥有了小额贷款公司，抱着试试的心理，很快就拿到了7000元贷款。’面对媒体的采访，平遥县岳壁乡果农石生跃畅快地说。”
这是缺少新意的新闻报道写法。但给石生跃贷款的山西平遥县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却足以因此开创中国银行界一个新的章节。
去年年末，晋源泰与同样拥有100年前“票号”式名字的日升隆一起，成为中国首批挂牌营业的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这家山西“新式票号”由4位股东各出资400万元组成，股东均为平遥的煤焦老板。其中，被誉为“平遥首富”的韩士恭担任公司董事长，其他两位股东分别任监事长和总经理。
韩士恭体态微胖，一口浓郁的山西口音，言谈中对首尝小额贷款公司的“小九九”，其精明不亚于自己的前辈——山西票号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煤焦行业是高污染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逼迫其必须转战到无烟新行业。
“小额贷款公司一定是只赚不赔。”这位对于“三农”资金困乏病因颇为熟悉的煤老板，分析起这个连国务院领导也头痛的金融难题头头是道，“以投放贷款1300万元计算，年收入在150万元左右，即便损失贷款100万元，依然可赚50万元。如果放不出去，这些资金仍然可以获得银行存款利息。”
至于风险，韩认为：“中国的农民要比企业讲信用，更何况贷款金额不大（每户不超过10万元），万一出现天灾人祸，资金收不回，也不用过于担心。”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贷款利率可高于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目前，6个月以下的银行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22%，晋源泰的短期小额贷款利率因此可高达20.44％。韩的“只赚不赔”绝非信口开河。
韩士恭透露，晋源泰准备招聘5—6名经营管理人员。尽管晋源泰不会在平遥乡镇设分支机构，但会在全县每个村设一名农户联络员——他倾向于村干部兼任。具体的操作流程是小额贷款公司依靠农户联络员掌握各农户的资信状况，协助小额贷款公司向农民发放贷款和回收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给农户联络员发手续费。
对于公司前景，韩士恭希望获得财政的各项支农资金和其他款项支持，同时，也希望得到只对农信社发放的央行“支农再贷款”。
韩还说了一个小秘密：“央行有关高层曾经表示，小额贷款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私人银行。”
1月18日，以方文武为首的5名自然人中标四川广元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此筹备的利州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将是继日升隆和晋源泰后设立的全国第三家小额贷款公司。
多年“千呼万唤”之后，被定在单一的地域范围内从事“只贷不存”业务的“草根”银行，终于“春芽”初绽。
草根银行“潮涌”
事实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最初的统一安排，山西、陕西、四川、贵州等省试点设立的金融机构都是“农村小额信贷组织”。从其“只贷不存”运作模式上也可以看出，小额信贷组织既非金融机构也非企事业单位。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最初的定位是公益性的NGO，但小额信贷组织的市场化生存决定了其商业本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平遥县支行的规划，小额信贷组织先行获得工商营业执照，待发展较完善并到一定规模后，再由银监会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可以说小额信贷组织现阶段是非驴非马的“两不像”机构。
浙江省的民间借贷在全国最为发达，其没有被列入小额信贷组织试点省份，另有重用是不言而喻的。而决意组建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就是中国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将温州套入小额信贷组织试点框架内的原因。从温州市银监局上报的方案来看，其和小额信贷组织运作模式并没有本质区别，即同样是“只贷不存”，只不过面对疾进的城市化，温州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的功能要更加复杂一些。
对在平遥试点的小额信贷组织，《山西省NGO小额信贷试点实施方案》规定了资金来源、贷款运作和风险防范等。其中，资金来源主要有六大途径，即发起人自有资金及财产、国外机构资金、委托人转贷资金、捐赠资金、政府扶贫资金和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贷款运作对象为农户（可跨区域）；单笔贷款金额的上限为1万元，而手续要简便；实行市场化利率，最高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以无偿援助、捐赠资金等设立风险补偿基金，防范运作中的风险，原则上对小额贷款损失提供一定比例的补偿（初步考虑为20％）。
温州市银监局上报的《在温州试点“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的可行性研究》课题，则建议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对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联合银行、担保公司提供贷款；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法人机构入股，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入股，同业拆借——主要是邮政储蓄部分，民间个人委托贷款业务，条件允许时可发行企业债。如果发展顺利，下一步再考虑吸收百万元以上的个人大额存款。
除这些省份之外，包括广东在内的另一些地区也直陈央行和中国银监会，希望在本地设立类似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和小额信贷组织的“两不像”机构。不同地区不约而同的准备这样做，无不是希望借此为中小企业和农户打通融资渠道。
事实上，2005年10月温州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对当地272家企业的调查就显示，68家资金紧张的企业，皆因手续烦琐且条件苛刻而无法获得金融系统的贷款帮助，银行只对极少数规模和实力较大的企业提供部分信用贷款。
“银行显然觉得不值得为中小企业如此费力。”长期从事民间金融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元红告诉《商务周刊》，“很多地方的资金需求和供给规模都非常小，其实让正规金融机构去做确实不划算。”既然中央一再表示要支持非公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关部门自然希望，没有这种不良癖好的“两不像”机构能够带来新气象。
据温州市银监局人士透露，温州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很可能由中瑞财团去实际操作。自2004年6月成立后，由温州9家民营企业巨头组建的中瑞财团四处碰壁，目前能够开展的业务基本局限在房地产上，因而被学者称之为“温州最大的炒房团”。
其实，筹集和调动100亿元左右的民间资金，才是这9家民营企业老板走到一起的真正原因——其中的4家就还曾希冀发起设立建华民营银行。在收到建华银行的设立申请后，温州市银监局根本就没有再往上层提交，而让中瑞财团操刀中小企业投资融资公司，既遂了其涉足金融的心愿，又能够部分地填补双重压抑形成的金融漏洞。
点心和正餐
仍在进行中的宏观调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贷款大量向少数大企业倾斜。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第三季度末，温州全市亿元以上大户贷款增加额占全部贷款的43.3%，远高于年初时24.5％的比重。
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程蕾告诉《商务周刊》，据其研究发现，温州80%以上的资金掌握在四大商业银行手中，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地方重点建设项目。即使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温州，产值不到当地GDP6%的国有部门，获得的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80%；而产值占90%以上的非公经济所得到的贷款却不到7%——可以说温州的整个官方金融系统（包括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基本上都没有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解决融资问题，民间借贷对民营企业的贡献大于企业自有资金与银行资金。
“几乎100%的温州民营企业都是借高利贷度过创业阶段的。”具有多年基层官员背景的德力西集团董事会助理、高级顾问卢友中告诉《商务周刊》，银行在“十五大”前根本谈不上给民营企业贷款，唯一的来源就是民间借贷。而目前资产超过30亿元的德力西集团，当初几何级数增长的转折点，就来自用月息达30％的30万元高利贷办起的国内民营企业第一家热继电器检测室。
浙江如此，全国情况就更好不到哪里去。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的消息显示，虽然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9%，但拒贷额高达56.1％，民营中小企业很难从正常融资渠道获得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