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拉响整顿“警报”
作者：宁南 浏览次数： 更新日期：2006-4-27 16:12:22
两会期间，《商务周刊》在大量采访中发现，谈论金融改革的所有代表、委员都认为，中国金融业必须进行改革，意见高度一致。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孙昌基的发言最具代表性：“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加快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现在离承诺的全面开放还剩9个月，所以必须加快改革。”
事实上，中国的银行改革也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银监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的17.2%下降到8.9%；全国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商业银行由2004年年初的8家增加到2005年年末的53家；截至2005年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全年实现账面利润（税前）1850亿元，所有者权益达到1.1万亿元，增长24.5%，所有者权益增长首次超过了贷款、资产、存款增长。这些数据都表明银行改革成果突出。
但争议的核心是改革的具体操作，具体操作的执行在于“管理和队伍”，某些问题的“变形”也从这里开始。
按照中央部署，银行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通过股份制改造，优化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转变银行运营机制。“但事实上，就目前实际而言，重组－引资－上市的模式套用了所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转换成了海外上市，阶段性目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形为终极目标。”一位体制内金融学者告诉《商务周刊》。
这种“变形”甚至固化成了某些政策条例。比如银行改革重组的财务审核一度曾必须聘任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来完成。而在近期颁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7条中，要求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发起人股东必须包括境外战略投资者”。
“这样的规定就太笨了。在全世界也找不出来哪个国家说每家银行一定要国际性。”人大代表、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刘佩琼向《商务周刊》直言，如果说没有人才、公司管理不行，那监管层可以出台法律规范其公司治理，促使它去改变，“而不是去规定每家银行都必须要有外资股东”。
尽管政策设计者有着美好的初衷，比如按照近日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的说法，可以借助“国际强大的资本压力与透明度约束、严格的监管、国际会计准则和众多的国际投资者，作为股东会‘逼着’国有银行改善内部治理结构”，但当银行改革被简化成海外上市，激励标准变为海外上市成功，具体操作的措施或多或少就大相径庭了。
2月初，在一次闲谈中，一位参与中行上市审计的某外资中介机构朋友一幅调侃的口吻问记者：“知道中行领导们今年春节的假期是在哪儿度过的吗？英国。”据其透露，这是一次包括分行行长以上高官在内的庞大考察团，“其一路的张扬，让欧洲金融界几乎都知道中行赶赴英国与皇家苏格兰银行Cheers（干杯）去了”。
不管这些坊间说法是真是假，此次中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确实备受质疑。其中，皇家苏格兰银行作为一家仅靠近年大规模兼并才引起注意的欧洲二流银行而最终入围，令全球金融界大跌眼镜。而且在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皇家苏格兰银行与投行美林国际和李嘉诚私人基金共同组成财团入股。没有想到美林随后因为没有进入中行承销团，而把价值7.5亿美元的股份转手卖给了两家对冲基金——引进战略投资者却招进来了投机资金，一时让中行在市场上蒙羞。
其实，中行内部对这种“求洋”的改革心态也有不同意见。一位参与中行上市重组的员工告诉《商务周刊》，自己在接待皇家苏格兰银行（RBS）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业务素质很难令人相信这是一家优秀的国际银行，其中许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国。”
在他看来，最叫绝的是中行聘任外籍高管。中行为美国籍信贷风险总监董乐明配备了5名翻译，其中2名口译、3名笔译，而且大量的非机密文件还要拿到外面的翻译公司翻译，但因为外籍高管不能进决策机构——党委会，作用却发挥有限。一年多的所见所闻，他觉得最为痛心的是，一些改革措施正在变成“走秀”。
与之相比，建行的海外成功上市，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动用了巨大的资源搞了一个彻底的‘洋餐会’。”据《商务周刊》了解，建行上市前3个月，按照一位著名金融人士的政策建议，原定在国内上市，组建由外汇资金、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和大型企业构成的战略投资认购团保证上市成功，并得到了主管部门同意和中央的认可。但事后的结局是，完成重组后的建行没有在国内上市，而且拒绝了怀揣上千亿资金无处投资的中国人寿和社保基金的战略认购。建行一位领导在两会期间对此的解释是：“社保基金因为是最后一刻才知道建行上市时间，所以来不及入股建行。”
这样的结果，“理所当然”引来了各利益方的强烈反应。“为什么外资参股中国银行的兴趣都非常大？他们是感到参股国有银行有大利润。”渤海银行董事会主席羊子林两会上对记者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引进国外银行的管理经验，进行制度创新，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我认为目前改革的成本比较大。”
这位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指出：“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是几代人的积累。同时，国家花了大成本（而且是国民辛苦攒下的外汇储备）消化这些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平均不良率去年底已经降到5%，银行的资产已经很优质了。不能让中国国民分享其经营和上市成果，令人遗憾。”
“明月照沟渠”
不论是否“走秀”或“求洋”，伴随着银行改革激励目标或多或少的“变形”，WTO后过渡期的中国金融生态群落正在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现象。其中最为外界担心的是，借助中国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的急切，外资金融机构的“狼性”越来越对中资金融机构构成威胁。而原本期望的金融体系健康和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却有些“无奈明月照沟渠”的味道。
3月17日，上海银监局一位经常与外资金融机构打交道的处级官员在与《商务周刊》的交流中，流露出了自己深刻的忧虑：“外资在合资过程中，正在利用我国金融业急于引资的心理，从股权和业务上以较低的成本谋求中国金融的控制权。”
据其介绍，我国12家股份制银行股权都很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普遍没有超过20%。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他们中大多数有可能面临被外资各个击破、甚至最终控盘的危险。部分处于相对控股地位的外资股东，其收购中资金融机构的财务目的甚至重于经营目的；有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尚无法规明确规定前参股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尽可能扩大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权。
他举例说，汇丰银行以19.9%参股交通银行意在第一大股东，8%参股上海银行，19.9%参股平安保险，并派生出平安银行，“而汇丰银行在中国还有多家分支机构，是否会通过入股竞争对手加速战略甚至在局部地区垄断市场，值得关注”。
这个过程中，外资正在有目的地控制一些关键业务。有的外资金融机构虽然目前还无法实现控股意图，但通过合资谈判取得内部特殊制度安排，控制中资金融机构具有竞争力的某些部门。他告诉记者，花旗银行入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过程中，要求单独设立信用卡中心，双方各持有50%的股份，并将数据处理中心设在新加坡。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已经逐步占领并垄断高赢利业务。“在部分利润丰厚的业务上，外资金融机构已逐步控制了国内市场，中资金融机构实际上沦为外资金融机构的销售网点。”他手头一份资料显示，目前采用Visa、MasterCard标准的银行卡已在中国市场发行了3.5亿张，占有绝对优势；高盛和大摩等国际投行几乎包揽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所有业务；天津、上海和深圳三地的外资金融机构取得了跨国公司几乎全部的外汇、国际结算以及部分人民币业务，当地市场60%以上的外汇贷款、70%以上的个人理财以及60%以上的衍生品业务已被外资银行占有。部分外资银行如花旗银行，还试图通过在华申请产品专利，进一步巩固其对某些业务的控制。
与此同时，中资银行的竞争力虽有提高，但依然落后多多。上述那位已届退休的银行高管告诉记者：“首先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国内银行业人士的心态。”他介绍说，进入WTO后过渡期以来，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在业务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以及先进经营理念、技术和灵活的管理体制，不少人尤其是一些中资银行领导感到，“中资金融机构目前体制束缚沉重、改革进展缓慢、人才流失严重，难以与外资金融机构抗衡”。
对过渡期结束后的全面对外开放，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国内金融业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应WTO之后全面开放形势的金融管理体系，并抱怨对外资机构开放步伐太快了，甚至呼吁政府适当控制金融业对外开放速度。这位人士指出，这种惶恐心理和依赖保护思想的滋生和蔓延，腐蚀着中资银行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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