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俄比较看国企改革争论
——访世界银行高级专家张春霖
作者：钟加勇 浏览次数： 更新日期：2006-4-27 16:08:37
张春霖：国有资产是政府代表全国人民在管，卖的时候也是政府代表全国人民在卖，所以，整个问题的症结是政府能不能在卖的时候非常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流失不是因为卖才发生的，问题的根源在卖之前已经存在了，就是政府管理国有资产的能力、机制等等很多方面存在缺陷，一卖的时候这些缺陷就表现出来了，就变成了流失。
从俄罗斯的不幸中窥探未来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俄罗斯当年转轨的时候政府改革跟上了吗？整个俄罗斯的私有化革命其实是一场闹哄哄的“世纪大拍卖”，它除了财富转移过程中无规则下的攫财秘密和迅速暴富比中国更加激烈和富有戏剧性之外，您觉得哪些地方跟中国有根本性的差别或者有惊人的相似？
张春霖：俄罗斯跟我们有很多不同。比如转轨之前，它的国有企业雇佣了整个劳动力队伍的90％，民营经济在整个GDP中只占5%，基本没有；而我们的国有企业在最高峰的时候其雇员人数也只有7500万人，现在只有3000多万人，占整个劳动力队伍不到4%，这是个很大的差别。俄罗斯当时真正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所以它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中国工业化比俄罗斯落后得多，我们可以有乡镇企业，有私营企业。这就好像你们家只有一处大房子，要翻修一下，就只好一边拆一边还得住在里边，而我们家有一个小房子还有一个草棚子，我就可以先住在草棚子里来翻修房子。这边国有企业在翻修，那边非国有企业在迅速增长，所以即使国有企业真出了问题，整个经济也不会塌下来。相比之下，俄罗斯没有这个选择，它国有企业没有改好，整个经济就掉下来了。
再有一个大的差别就是，当时的苏联共产党拒绝改革，也没有能力来领导改革，而中国的改革是由共产党来发动和领导的，这样就在政治体制上、在整个社会架构上保持了一个连续性。俄罗斯的改革是在整个政治体制解体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俄罗斯政府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它的政治地位、谈判能力都要比中国政府弱得多。叶利钦当时在政治上是摇摇欲坠的。在冲突非常激烈的过程当中，叶利钦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俄罗斯杜马里势力非常大的一个集团是国有企业的现任厂长经理。叶利钦要想在政治上立住脚，必须要得到这个集团的支持。所以俄罗斯的私有化方案，不管怎么做，要通过就必须得到这个集团的认可，这是当时叶利钦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中国不同，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都是“党管干部”，谁也不敢说你这个国有企业一定要卖给我，要不我就不给你干了，他们没有这么强的谈判能力。
当然也有类似的地方，比如中国经过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以后，国有企业所谓“内部人控制“的情况也非常严重，后来自卖自买多数也都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自卖自买，包括MBO。他们的谈判能力也非常强，但是没有强到俄罗斯那种地步。俄罗斯的这个集团在杜马里是拿着投票权的，你的改革方案他们不高兴就根本通不过。最后俄罗斯的私有化设计出来三种方案，这三种方案都很巧妙，都有希望在杜马里得到通过。三种方案的要害都是把大部分国有企业的分红权分给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只不过代价不一样，比重不一样，而且三个方案都是让企业自己去挑。结果70%的企业最后挑的是第二种方案，就是企业的厂长经理加职工可以拿到51%的控制权，但是要溢价70%来买这些股权。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案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他们花钱不是很多，但是没有控制权，第三种就是有控制权，但是你要按账面价值的170%来买。最后绝大部分企业都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就是我宁愿出钱，我也要控制。所以最后俄罗斯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化”给了内部人。在这过程当中不公平的现象就多了，尤其是那些厂长经理们，虽然说是把股份分给工人了，但是他们有很多办法把工人的股份拿过来，比如他故意不给你发工资，你最后没钱只好把你的股票卖掉。我的一位当时驻在莫斯科工作的朋友后来讲故事说，其实用不着那么复杂，就是下班的时候，弄几个彪形大汉，拿着木棒站在工厂大门口，然后门口贴一个厂长办公室的公告说，考虑到大家今天分的股份带回家不安全，建议大家放在厂长办公室替你保管。工人一看这架势就明白了，就都放过去了，就这么简单。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状况跟我们“文化大革命”类似，就是无法无天，所以那时候你也谈不上多少制度建设。
《商务周刊》：这20多年来，经济学界对俄罗斯转轨的评价基本都是“不行”，但对“中国模式”评价还挺高，应该怎么来认识中国现今的处境及其未来要走的前人没走过的道路？
张春霖：“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和东欧转轨中失败了，这应该是毫无问题的，是共识。但中国模式是不是就行？只能说到现在为止是行的，将来行不行意见有分歧。有的人认为不可持续，最典型的就是那本有名的《中国的崩溃》，这本书认为中国到现在一切都好，但过几年就崩溃了。我自己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10年来一直就在那里等着中国崩溃。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成功的，这应该是多数人的共识。国际上绝大多数人还是承认中国的改革不仅经济增长是成功的，而且减少贫困也是成功的。中国减贫的成功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我经常引用这样一个数字，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统计出来的数字，就是大概从1981-2001年这20年间，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减少了3.6亿，而中国减少了4.2亿。为什么全世界的数比中国还少呢？因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20年贫困人口是增加的。印度大概只减少了几千万，所以，这20年全世界贫困人口减少主要的贡献来自中国。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的总数相当于现在非洲和拉美贫困人口加起来的数字。
中国经验并没有颠覆主流经济学
《商务周刊》：正因为中国与俄罗斯相比改革更加成功，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要重新认识主流经济学。比如林毅夫最近常在一些会上认为，要对主流经济学暗含的假设条件进行重新思考。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
张春霖：我也注意到了媒体对林毅夫教授观点的报道。现在有相当部分人认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比如双轨制这样的概念在经济学上就没法解释，一个东西怎么可能有两个价格呢？但中国就搞了，而且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机制创新；乡镇企业产权是不清晰的，但乡镇企业是19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量。所以由这些反过来看，传统的经济学需要反思，有可能它有些地方错了，有可能中国走出了一条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道路。
确实有这样的观点，但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觉得中国没有那么神奇，还在地球引力的控制之下，没有飞出去，只不过看你怎么去解释它。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分析的工具，并不是一个药方的集成，不像翻开医书就知道感冒了要喝麻黄桂枝汤，然后麻黄几钱、桂枝几钱都给你开好了。其实你去问问医生，他也不是这么干的，他也是把医书装在脑子里，然后根据你的病情来开药。如果说翻翻医书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大家都成为医生了。经济学也是一样。
所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有一个怎么运用于实际的问题。举例来说，私人产权在企业这个层次上，它就是对一个企业的私人所有权，其要害在两件事情，一个叫剩余索取权，一个叫剩余控制权，也就是分红权和控制权。用这个概念来看一下我们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大家都承认国家所有制没有改变，但从经济学上来讲，它其实已经是产权改革。放权就是把所有者应该掌握的一部分控制权下放给企业的厂长，让厂长和国家分享控制权；让利就是让厂长、职工和国家分享分红权，国家赚了钱以后不是都给国家，大家都分一点。所以为什么国有企业在所有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就有非常强烈的利润动机了？包括现在有的国有企业，即便还是百分百的国有企业，它也拼命想赚钱，这种利润动机从何而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是不想赚钱的，因为首先赚了钱不是我的；其次，我想赚钱也赚不了，我看到市场上缺这种东西但国家计划没批，我没有原材料，没有煤，没有电，我招个技术工人都招不进来，没有这个决策权。改革开放以后，即便是所有权没变，国有企业也有利润动机了。为什么？因为控制权和分红权下放下去了，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给到他们手里了，所以你就看着它有点像私人企业了，它也想赚钱了，这就是经济学原理。实际上看你怎么去解释。你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它也有利润动机，所以经济学在这个地方失效了。但你如果抓住了经济学核心的精神去看，它为什么想赚钱？就是因为它得到了一部分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而正是因为它得到的只是一部分，它并不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并没有自己的资本投入到这个企业，所以它的利润动机非常强烈，但仍然是负盈不负亏。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国有企业就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强烈的贷款冲动，强烈的上项目冲动，因为贷款上项目赚了钱大家都有份，赔了大家都没事。你看，经济学不是仍然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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