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需要社会呼应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谈下一步改革的核心
作者：钟加勇 浏览次数： 更新日期：2006-4-21 12:02:34
大争论并没有触及核心
《商务周刊》：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与范式变革》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印象深刻，他在研究俄罗斯转轨后提出观点：“实证研究证明，快速进行私有化但缺少好的公司治理的国家没有增长得更快。私有化没有为创造财富提供一个基础，却导致资产剥夺和财富毁灭。”中国的转轨进行了27年后现在也有很大的争论，您怎么看待这场争论？有人甚至把从2004年至今的讨论称作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您认为是这样吗？
王小鲁：国有企业转制确实有很多的不公平和不透明，但有些事情是过去了，你难道还要把它再变回国有？
“国有企业不该改制”这个我不相信，因为它是出了那么多毛病才改的。但是当时有好多地方下令，说我今年必须把这个市里的国有企业都卖掉，这就有点胡闹了。你还没有建立一套买卖的规矩，就这么急的去卖。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要看到它的背景，不光是国有企业改制的规制没有建立起来，就是整个政府运作的规制都没有好好建立。我为什么老是说政府改革这个事，因为它是一个根本的东西，这套东西没有，其他就都谈不上。
至于现在是第几次大讨论我不太关心，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争论没争到点子上。比如有的人在说，改革出问题了，市场化有那么多的毛病，我们是不是要往回退一退了；既然现在市场不管用了，我们要让政府来起作用。也有人说，市场总是好的，即使市场失败，也比政府失败强。但他们都没有回答怎么能不失败。那我就要问一问了，政府都一样吗？为什么有的政府做的好，有的做不好？需要政府做的事，它一定能做好吗？比如穷人现在需要关注，那就要政府来做这个事，问题是政府能不能很好地做这件事，如果不能，怎么办？全民教育、全民医疗听起来都很好，但是如果这个钱花得没有效率，不透明、不规范，大量的钱投了进去，却起不到它所要起的作用，怎么办？所以，我认为首先是政府要改革，也就是你要政府做的事情政府应该怎么做，我认为关键在这里。而争论的双方好像一边在说市场好，一边在说政府好，没触及到这个核心问题。
《商务周刊》：改革的顺序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一些学者指出，最初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先农村后城市，利用的是来自民间的力量；现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是精英拿方案，结果有可能让下面的百姓承担了改革的代价。比如现在国有银行改革，裁员很多，包袱都是国内民众在背，但海外上市后利益都被境外投资者拿走了，银行大案还是屡见不鲜。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小鲁：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农村插过队，我本人从1968年开始去农村，1973年才出来，后来又去了山西铝矿，对当时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当时农村的问题最严重，那种贫困是绝对贫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当时上上下下都觉得农村要改革是最迫切的，也是顺理成章的。那时候我们也搞了一个农村发展研究组，做了不少调查，确实在当时情况下农村问题最迫切，改革也最容易，而城市在建国后那么长时间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下改很难。农村恰恰是薄弱环节，它无非就是把土地给农民自己去种，最开始原有的那套粮食统购销体系还没有改变，只是提高了收购价格，在这过程中就逐渐允许农民把剩余的粮食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自然而然就形成价格双轨制了。
某种程度上后来的城市改革也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就是在增量上改，存量不动，因为动存量很难。当时的企业都有生产计划，它超额完成的部分就允许它到市场上去卖，它如果卖得比计划价格更高也不禁止。另外又允许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这确实很奏效，既没有打乱当时的体制，又能从增量上做文章，而增量部分在市场引导下越做越大，逐渐就变成主体，最后市场和计划两者的位置就倒过来了。而且这些改革都得到了来自下层的广泛支持。
这跟俄罗斯那套不一样，俄罗斯当时是相信了美国某些经济学家的休克疗法，就是要计划体制全部废除，一夜之间让市场机制起作用，结果原有的那套机制一停止经济就陷入了瘫痪，因为市场机制并不是那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可以说，经济改革这么走过来其实是有它的内在逻辑，那时候说“摸着石头过河”，国内有很多人反对，国外的经济学家就更不用说了，几乎众口一词反对，说改革不能这么干，你没有一个整体计划，全盘推进，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系混乱。而且价格双轨制也很难解释，同一个市场上有两种信号，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乱吗。但事实恰恰证明这种做法走出来了，而那种一夜之间取消计划，取消价格管制，一下放开市场的做法恰恰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现在国有银行面临的问题还不太一样，实际上中国金融改革滞后了。你看发达国家的金融，有大银行，也有中小银行，不是说几家银行就把这事给办了。中国当然也有城市商业银行等，但核心就是四大国有银行，我认为还是应该更多更早的引入竞争，包括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但现在没有形成竞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停下来等条件成熟。说让国有银行先改革后上市，可能有一定的问题。它如果没有在一个竞争环境里，如果不改股权结构，你去改它的经营管理方式就很难。所以，我认为改造股权结构是满足制度上的必要性，否则很难脱离自己的习惯和行动方式，再说也并没有把控制权让给外资。
中国靠什么崛起
《商务周刊》：美国高盛公司顾问雷默曾写过一篇叫《北京共识》的论文，其意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北京共识”一词自2004年5月面世后就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讨论，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旗帜。您怎么看这条道路？
王小鲁：我相信，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如果走得好的话，未来二三十年在世界上会有更大的发言权，这对现存国际秩序肯定带来冲击，而且某种程度会改变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战略格局。怎么去概括它，贴个什么标签，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能用一个什么更新的理念去贡献给国际社会。
美国有一套民主的理念，但是它也有很多让人非常反感的东西，因为它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自己任命自己充当世界警察，到处打打杀杀。未来中国有没有一套更新的理念，有没有能力在国际上推广自己的理念？现在有人在说软实力，其实无非就是说我不靠强权说话，而是靠我的魅力和影响。
《商务周刊》：可是中国的大国模式也面临自身的拷问，比如同在一个国家，贵州相当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上海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发展模式或者更新的理念似乎还谈不上。
王小鲁：你说贵州和上海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某种程度也对，两者的发展也各有侧重。在现有体制下，中国允许地区间的差异度要比计划时代大得多，尽管是一个中国，但中央政府只是制定大的方针政策，地方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选择的空间。但还是有共性的东西，改革初期，恐怕多数省份都不比现在的贵州富，但改革对它们都有意义。
过去的经济学是就经济谈经济学，它假定政治、文化、环境、地理因素都可以不考虑。这有一定道理，全世界那么多个国家，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地理因素，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家都面临很多共性的东西，这就是经济理论的一个框架。比如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供给和需求的分析框架，不但在美国可以用，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可以用。现在问题是经济在发展，经济学也在发展，现实总是更丰富，这过程中就觉得过去的经济学有点不够用了，所以需要发展新的东西，至少有一类这样的因素必须考虑，比如社会、政治、文化、地理、历史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商务周刊》：总结一下，如果这改革的27年需要反思的话，您认为什么最值得反思？
王小鲁：改革走了27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政府改革严重滞后了，现在恐怕应该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你刚才提到第三次大争论，如果争论的结果是把政府改革这个核心问题推上前台，那我绝对同意它是第三次大争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有些遗憾了。改革需要反思，但不能老是向后看，老是争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要解决问题就需要向前看，向前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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