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改革的分歧与共识
对中国过去26年中出现的发展奇迹，人们可以给出不同的解释。不同学派都可以把中国的成就说成是自己理念的胜利，同时，又都可以把中国存在的问题归因于没有实施自己的理念。然而现实是任何一种理论都难以解释的
马克思是西方人？
“有财富的人是负责的，无产者是不负责的。如果无产者有很大的民主权利，上台的政府一定是左派政府。他们会做什么？把富人的钱夺过来。”高昂的声音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室里回荡，“无产者只讲分配公平，不讲生产。”
11月5日上午9点，一堂西式的“精英教育”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上演。大段的英文解释，众多的英美经济学家名字以及帕累托改进、X无效率等经济学名词，真切地让人体会了西方经济学的感染力。讲课者正是从去年开始背负骂名的张维迎，这堂课他讲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1990年9月留学牛津大学，师从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1994年获博士学位。
尽管观念多有不同，张维迎与同在北京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周其仁，近来被国内的“新左派”学者指责为“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员干将。
在课堂上，张维迎侃侃而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在于通过资源的配置使生产效率提高；资源的配置比存量更重要，比如，俄罗斯资源多，日本资源少，但日本经济赫然比俄罗斯发达；不同的配置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不同，以人力资本为例，经济的停滞与增长是由企业家的能力决定的；技术进步的快慢取决于从事企业活动的最能干的人的能力……
“没有比尔·盖茨发明powerpoint，我们老师得多吃多少粉笔灰……”张维迎指着投影仪对学生们说，“企业最能干的人的能力大小又决定了企业规模的大小。金山公司规模不如微软，也说明盖茨比金山管理者（求伯君）能力大。这一点同学们同意吗？”
“不同意。”教室里低低地传来了几个学生的回应。
当然，不同意这种“西方经济学”观点的人不止几个北大学生。在10月23日的“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上，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首先发言《历史关头，何去何从？》。他号召结合我国建设和改革以及世界经济的实际，展开一场摆事实、讲道理的大讨论，看看究竟什么思想更能解释客观现实和指导人们的实际活动。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詹武发表了题为《必须牢牢掌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发言。他指出，要使改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必须首先具备一个大前提，即这种改革的导向和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改革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搞私有化，那么改革将不是动力，而是大破坏”。
据国内一位著名的老经济学家介绍，目前国内在经济理论和教学确实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为代表，“不能把现时期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而应该采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另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等人为代表，“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在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而周其仁称，自己对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泾渭分明感到不解。他向媒体讲述了一个故事：2004年一个冬日的上午，伦敦北部的高门墓地，长久以来一直对马克思怀有敬意的周其仁在寻找马克思墓。
公园的景色令人难忘。9点整，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步履缓慢地走来，掏出钥匙开锁，她是墓地的看门人。这是一块收费的墓地，每位访客要付2英镑，带相机外加1镑。从大门向里走，不很远就看到了马克思墓。墓地四周的界限并不分明，最引人瞩目的是雕有马克思头像的墓碑。墓碑正面刻有“workers in all lands unite”的口号，下方是同葬此地的马克思夫人燕妮和他们女儿们的名字。
周其仁的想法很简单。1968年周其仁在黑龙江上山下乡时，父亲寄来一本《资本论》。“当我第一次翻阅《资本论》的时候，她着实叫我吃惊。原来那才叫学术著作。”周其仁说。
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周其仁仍搞不懂，为何从前苏联就开始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划分。
“这位生于德国、曾在法国工作、最后流亡于英国并葬于伦敦高门墓地的卡尔·马克思，是不是一个西方人？”周其仁疑问到。
“这种争论不在谁是不是西方人。关键是一些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鼓吹‘唯私有产权论’。”左大培说。
那刘国光也指出，一些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在产权改革问题上曲解国有产权不清晰，暗地或公开宣扬的推行国企私有化的主张。这大大地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相悖。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我国改革中，只能‘适我所需，为我所用’，断然不能让它主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刘国光说，这不仅对经济学界重要，“也是一些经济部门的决策官员应该注意的问题”。
“华盛顿共识”有没有主导改革
新左派学者反对的新自由主义西方经济学到底包含哪些内容？许多西方学者将之归结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原始版本是约翰·威廉姆逊在1989年写下的对发展中国家的10大改革建议。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解释，威廉姆逊当时是针对拉美一些国家的状况，在与美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交谈之后，记录了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对拉美国家改革的建议。这10条建议有3条涉及财政税制改革，即主张减少赤字、改革政府预算（预算支出中主张倾斜于教育、公共卫生与基础设施的投入）、拓宽税基并减缓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另有3条涉及金融政策，即利率自由化、主张既非固定又非自由浮动的带弹性与灵活性的中间状态的蠕动盯住的有竞争性的汇率、主张对外国直接投资解除管制。还有4条建议是关于贸易与产业政策的，即主张对外贸易自由化、国内解除管制、国有企业私有化、明晰产权。
约翰·威廉姆逊1989年写下的10条共识，实质上只是把发达市场国家的10条成功经验介绍给发展中国家而已。中国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当然会重视威廉姆逊的共识中所包含的具体建议的合理性。但有讽刺意义的是，以“华盛顿共识”推动改革的拉美国家，先后陷入金融危机、经济崩溃甚至国家财政破产的失败境地。
与此相反，中国对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也作出过精辟的总结，为我们解读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官方权威版本，这个版本便是2002年11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总结的10条经验。这10条经验与华盛顿共识相比较，则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其经济发展理念的核心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关系：“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革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新自由主义学者是否通过华盛顿共识影响了中国的改革道路？
根据多次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经验，张卓元认为，华盛顿共识的确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中国在过去26年经济改革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这些建议，或正在考虑以中国的方式吸取某些建议的合理之处，“但不能说是西方理论指导了我们的改革，而是在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是邓小平理论吸收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有用部分”。
据张卓元介绍，中央制定政策主要是看国内各阶层各方面的反应。以“效率优先”淡出为例，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时，刘国光也是起草小组成员，他即提出“效率优先”应该淡化，但由于支持的人不多，所以起草小组后来并没有采纳。到2004年四中全会时，尽管刘国光没有参与起草工作，但由于公平问题更为突出，全国各地理论界及许多部门都在呼吁，所以“效率优先”开始不再提了。
那位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很少有人想回到“大锅饭”的旧体制，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以占有财富、权力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城市失业者与下岗人员等为主的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有很强的影响，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中也很有影响。但弱势群体则缺乏相当的组织形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他认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阶层的断裂，也导致了掌握话语权的差距加大。
“在巨大的分歧面前，如果说各位学者还有共识的话，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如此。”平新乔说，“公众表达意愿的空间相对较小。”
“这恰好是我们目前改革中正在加强和改善的。”周为民认为。在改革的过程，许多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受损，导致动力不足就与公众的意愿表达不充分有关。
“贫富差距问题表现形式是民生问题，而其实民权问题，就是民众的基本权利（生存权，人身权，财产权）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周为民说。
中共中央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已明确了市场经济目标和方向。那么下一步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公正地考虑广大民众的利益，特别是应着眼于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改革，改革才会有广泛的社会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