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拉德福德·德隆(J.Bradford Delong)
近一段时间，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Ben Bernanke总是把“全球储蓄过剩”挂在嘴边，说这一现象造成了全球范围出奇之低的实际利率。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
美国当然不存在储蓄过剩，它的储蓄率数十年来都低得令人沮丧，而布什政府不计后果的财政政策又将其压得更低。近几年不断下滑的利率推高了不动产价格，从而让美国的中上阶层能够将自己的房产当作巨型的“自动提款机”，并使储蓄率进一步降低。美国存在的是储蓄不足的情况，而不是储蓄过剩。
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又如何呢？一种全球性的储蓄过剩意味着，要重新平衡世界经济，就必须制定政策提高美国的储蓄率并增加非美国家庭的消费。但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并不是储蓄过剩，而是投资不足。
权且把世界分为三个区域：美国、中国和其他地区。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其他地区”经常账目下的净存款余额有了巨额攀升——按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估算，为每年4500亿美金。这并不是因为储蓄率的提高，而是因为投资率的降低。以重要性顺序而言，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拉丁美洲不断降低的投资率，极大地驱动了以美国政府债券、以美国抵押为支撑的证券和以美国股票为支撑的贷款等形式的储蓄，这一庞大的资本账户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相当。
在亚洲，与10年前的投资率相比较的投资缺口每年为4000亿美金，而日本的投资下降——作为10多年以来经济滞胀的结果——则占其中的一半强。另外，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投资率也从来没有恢复到1997-199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地区的投资率都下降了。
这一现象似乎在呼吁出台一套全然不同的政策来重新平衡世界经济。没错，美国需要增加税收来扭转其财政赤字状况并推动私人储蓄，但世界也需要推动投资亚洲、拉美、中东和非洲的政策。
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我一样为贸易和金融的国际一体化以及削减关税和其他壁垒摇旗呐喊的人曾提出了这样做的三大好处：
* 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以及社会和文化联系最大化，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促使有关技术和组织的知识流动的最佳方式。
* 更低的贸易壁垒会使将生产转移到世界低工资贫穷地区的做法，对拥有金融资源的人产生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 由于富国投资者的贪婪引导资本进入资本稀缺的贫穷地区，更自由的资本流动会让穷国也享有这样的资源。
第一条理由仍然是成立的。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最大化，不仅是促进知识流动的最佳方式，也是促使全世界快速发展的最后希望。
但第二和第三个理由却有些站不住脚。那些拥有金融资源的人似乎能够抵制将生产转移到贫穷的世界低收入地区（中国除外）的冲动。资本流动的自由化非但没有令富国的储蓄人出于贪婪将金钱投资到穷国，反而使穷国的储蓄人出于担心——担心政治不稳定、宏观经济干扰和制度不完善（特别是那些保护债券持有人和小股东权益的制度），而将金钱存到了富国。
在未来几年很有可能发生一些情况，使美国家庭突然感到窘迫，进而使美国的储蓄率急剧攀升——比如税收提高、房地产市场崩溃、美元贬值造成的进口商品价格飙升、严重的经济衰退，或者几种上述情况同时发生。我们可以憧憬在以美元计价的证券热潮消退以后，目前以美国为目的地的金融流就会平缓地改道，从而推动亚洲的投资。但也别指望太多，特别是考虑到在亚洲的投资的边际部分，或多或少是以向美国市场出口为目的的。
美国之外，特别是亚洲的人们，应该对美国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保持严重关注。正如17世纪的诗人约翰·多恩所说：“不要问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翻译/吴畏）
